方志敏自传二十五、肃反斗争

二十五、肃反斗争

　　阶级敌人，不仅集中军队从外部来进攻苏区；而且派遣反革命派——如AB团、改组派等，秘密到苏区活动，从内部来破坏苏区——这是他们所谓“七分政治”的一种阴谋。

　　因为鄂豫皖苏区肃反胜利的影响，引起了赣东北党对肃反工作的注意。首先查觉潘务行、何东樵等健康会(1)的组织，追究这一组织的根源，原来就是改组派的组织，所谓健康会，不过是他们一种表面的掩饰而已。由此追根查底的审究下去，发觉吴先民(2)等也在其内。因此，红军中、地方中和闽北的反革命组织，都连带破获出来。这次给了反革命组织以致命的打击。

　　因为反革命组织的破获，肃清了隐藏在苏区的敌人侦探和奸细，断绝敌人的内应，使敌人进攻更加困难，使苏区和红军得到更大的巩固。同时，打击了许多不正确的倾向，这些倾向，都足以助长反革命的活动。

　　我对于这次肃反斗争，自然是热心参加的。本来我的痔疮是刻不容缓地要割了。痔疮患了十几年，起初还不怎样难过，现在是愈下去愈厉害，天天流脓流血，好不痛苦！请医生看过，医生说要赶快开刀割治，否则，到后来更不好医的。医生把开刀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并送了泻剂给我服。我想在肃反斗争紧张的时候，我个人却睡到医院里去割痔疮，心里怎样会平安下去，乃回复医生暂不割，等有暇时再来，泻剂也退还医院了。我也常到保卫局审问捉来的反动派。在审问中，我感觉到当时的肃反工作，有些地方是错误的，极不满意。

　　不容讳言的，这些严重错误是明显地表现在：

　　（一）肃反中心论的错误，就是认为一切工作的毛病，都是反革命在其中捣鬼，肃清了反革命，一切工作自然都会好了；所以肃反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我们主要的力量，都要放在肃反工作上。当时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就是肃反中心论者，他在保卫局帮助审问案情，差不多待了两个多月，其他工作，无形地放松下去。因为肃反中心论的错误，大家都集中精神，埋头去做肃反工作，而对于最中心的战争任务，反没有怎样注意了。

　　（二）肃反工作的扩大化，就是认为反革命在苏区已经有了庞大的组织，雄厚的力量，到处都有了反革命派的混入活动，到处疑神疑鬼！这是夸大反革命的力量，过低估计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力量。因为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威信，群众的阶级性及其组织力量，以及反革命派不能和共产党员一样不畏艰苦危险地深入群众工作的关系，在苏区内，反革命派决不能很容易的大规模发展起来，这是极显明的道理。当时肃反工作就忽视了这一点，将肃反工作扩大化，没有指示全党要清楚地分出哪些是政治上或行动上的错误，哪些才真是反革命的阴谋。“你这错误，不是简单的，我要用肃反眼光来观察你。”这是几句普通流行话，表现出肃反工作扩大化的精神来。我们固然要反对缺乏无产阶级的警觉性，使反革命派能藏在苏区活动，同时，也要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张皇失措，疑忌过多，这不但不能团结干部，而且会引起“人人自危”的恐慌。

　　（三）肃反工作的简单化，就是不注意侦察技术，搜集确证，而只凭口控〔供〕捉人，这往往会乱控〔供〕乱捉，牵连无辜！这次肃反，不能说没有乱捉了人，而且还有错办了人的。放走一个反革命派，固然是革命的损失，错办了一个革命同志，又何尝不是革命的损失！

　　当时，我说不出这些理由来，只是感觉得不对。党的主要负责同志，个人独裁欲和领袖欲太重，不容易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尽说肃反要慎重，还说你对肃反不坚决。我与式平同志为吴先民问题，同时也就是为肃反需要慎重，不应刑讯问题说话，就受到党的处分。

　　我们丝毫不能放松肃反工作，我们要经常提醒党员和群众对肃反工作的注意，不让反革命派来阴谋破坏我们的革命事业。但是，肃反工作，不是一切问题的中心，革命战争才是目前中心的中心，肃反工作只是帮助达到战争胜利的一种重要工作。绝不能使肃反工作扩大化、简单化，错办革命群众和同志。我现在肯定地说，赣东北和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无形中使革命受了不少的损失！应该用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来揭发过去肃反工作的错误，以作今后的教训。一切畏怕自我批评，庞然自大的以为自己什么都是正确的，没有错误，这正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正足以损害革命的胜利。

　　【注】

　　(1)潘务行、何东樵等是党从上海派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工作的革命知识分子干部。他们在闲谈中提倡健康，要注意卫生、锻炼身体、经常洗脚、爬山等。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认为他们以“健康会”的名义进行改组派的活动，将他们杀害。

　　(2)吴先民（1905—1932），江西横峰县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赣东北省委委员，红十军政治部主任，代理政委等职。1932年12月11日肃反时被错杀，1945年“七大”时，党中央为吴先民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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