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自传二十三、为国际路线而斗争

二十三、为国际路线而斗争

　　赣东北的党，是经过极端的艰苦斗争的锻炼的。不但是领导同志，就是一般入党较久的党员，革命意志，也多是坚定而不动摇的。在艰苦顽强与阶级敌人作斗争这一点来说，赣东北的党，不会比哪个地方的党逊色；在理论准备的程度上说，那就不免落后了一点。原因：（一）赣东北党的领导同志，从来就没有受过真正的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的教育和训练；在陈独秀机会主义时候，我们都是省一级的负责党员，但对于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如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革命的转变等问题，不但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陈独秀、彭述之之流，也就没有摸到这些问题的门户；同时，那时党的工作作风，完全是家长制度，国际来的文件和指示，全没有翻印过，发给各级党部去讨论。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我在南昌，是当任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的重责，同时又是江西省委农委书记，做了十个月的工作，除了看看《向导》报外（《向导》报就够不上是一种健全的党的机关报），其他的党内文件，就一本都没有看到，连党的五次大会的决议，也未见过。当时，我与其他许多同志，常这样想：国共合作，当然是不会长久下去的；什么时候会分家呢？分家时，共产党该怎样做呢，是不是要来一个暴动以打倒国民党呢？现在党该怎样准备呢？……这些问题，党始终没有为我们阐明过，我们也就得糊糊涂涂地过下去。本来上述许多革命的基本问题，列宁同志在生前就明白正确地解决了，写在他的著述里；可惜当时中国党的领导同志，庞然自大，不去虚心学习，自己陷入于机会主义的泥坑，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引导到失败。因此，无可讳言的，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门外汉。（二）一九二七年以后，我们与中央的联系，极不密切，中央的许多重要文件和书报，我们都很少接到——我们接到中央的一本书，就等于拾得一件稀有的珍宝一样，争相传阅。所以我们理论的进步，自然迟缓得多。

　　在长期斗争中，在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中，我们不期而遇的是有过正确的立场，反对不正确的倾向，如屡次反对逃跑主义，反对过“左”倾向，紧紧地把握住“团结群众”的路线，以及反对立三路线等——立三路线开始传到赣东北时，我们曾经开会坚决反对过，认为是错误，后立三路线的中央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来了，大家才不敢说话——但是我们反对那种错误，都不能从理论上圆满地说明其错误的性质、由来与危险性，不过多半是觉得在实际上行不通罢了。

　　因为理论上的薄弱，政治上的幼稚，与工人领导同志的阶级性，有些问题是解决得不正确的。最中心的是土地问题的解决，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同时我们也执行了立三路线，虽在执行中，是打了好些折扣。

　　党中央的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正确领导之下开成功的，严格地揭发立三路线的错误，开展全党的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拿立三同志的路线与共产国际来信所提示的路线对照着，愈加清楚地看出立三路线是错误的，是有害的，是半托洛斯基主义的，是“左”倾盲动主义的；照这条路线做去，会将中国革命重复引导到失败，实际上因执行立三路线，已使中国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国际路线，才是正确的，是列宁主义的，是领导中国革命到完全胜利的大道。中央四中全会的决议传到赣东北时，我们满心欢悦地完全同意中央的决议，拥护国际的路线，在党内开展了反对立三路线与拥护国际路线的解释运动。随后，中央又派了中央代表前来，召集党代表会议，将赣东北几年来的工作，来了一个总的检阅。主要的有下列二点：（一）揭发了赣东北工作中立三路线的错误及其恶果；（二）揭发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并决定肃清富农路线的实际工作，如按照阶级路线，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苏维埃的改造运动；农民群众阶级成分的重新确定；群众团体组织成分的审查和洗刷；以及党员成分的审查和洗刷等。党及群众工作方法亦须转变和改善。这次大会提高党员政治学习的热情，提高全党的理论政治水平，提高国际和中央在党员和群众中的威信。在群众中，则开展了反富农的阶级斗争，更加坚定和发扬基本群众革命斗争的决心和热情，苏区因之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

　　这次会议，最大的缺点，是：（一）没有十分抓紧最中心的红军问题，如扩大红军，加强红军，改善红军中的政治工作，领导红军争取战争的胜利等问题，都没有特别有利的决议。（二）对于已表现出来的右倾保守主义，没有尽情地揭发，给以打击。（三）对于赣东北过去工作的优点，如团结群众的工作，艰苦奋斗的精神，从前好几次反不良倾向的斗争等，都没有特地提出来，以作今后工作的教训，这未免有一概抹杀之处。此外还有其他错误。所以中央来信批评这次大会说，没有抓住共产国际来信所提出的三位一体的中心任务，并有些地方，表现出右倾的估计。中央的批评，完全是正确的。

　　这次大会，是赣东北各种工作转变——转入国际路线领导下的关键，从此我们是在国际路线下作斗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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