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自传十二、“重起炉灶，再来干吧！”

十二、“重起炉灶，再来干吧！”

　　自国共合作以来，共产党员为国民革命所尽的力，所流的血，所付与的牺牲，不可谓不多了。正因全国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群众中的努力工作，使全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同情和参加国民革命，又因得到无产阶级国家大力的帮助，国民革命的势力，才能在很短时期内，由统一两广而伸长到中国的中部。只因当时共产党中央，为陈独秀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统治着，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不争取革命领导权，拿到无产阶级的手里；而对于不能彻底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事事退让，拱手将革命领导权送给它，结果，民族资产阶级畏惧工农革命势力的发展，乃中途叛变革命，投入于帝国主义的怀抱中，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结成反革命的联盟，来进攻革命。第一次大革命就因此失败了。昔日在革命运动中努力拼命的共产党员，到此，被捕的被捕，逃走的逃走，坐牢的坐牢，杀头的就更多了——这就是血腥的清党运动！有些在大革命时，企图升官发财而混入共产党的投机分子，现在原形毕露，纷纷登报声明脱离了；另有一些怯懦分子，对反革命的屠杀恐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躲藏起来，消极不做工作的也有，逃入寺庙去当和尚的也有——这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内部的自然清洗。只有那真正坚决革命的共产党员，仍继续不懈地奋斗着。这一次，共产党的组织，是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党员牺牲不小；工农群众由地主资本家的反攻而被屠杀的更不知有多少万人！至今想来，这个机会主义的陈独秀，你造的罪恶也不算小了。

　　我自一九二二年参加革命，到一九二七年，共有六年，都是做国民革命的工作。在这六年过程中，虽因肺病的纠缠，当然妨害不少的工作时间，但只要有一天病好，我就得积极工作一天；此时，国共分了家，从前在一块做工作的暂时同盟者，现在都现出狰狞的反革命的脸孔来了。不好耍的，一见到他们，就要被他们一口吞了去，就要死！不是朱培德欢送（？）去武汉的时候可比了，要找个安全的站脚地，都是很困难的了。

　　然而，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虽遭受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的情绪。我当时还不了解这次失败的根本原因，而只认为是党不注意武力的争取；他们有军队有枪，我们不要军队不要枪，于是他们的枪头向我们倒下来指着，我们自然要逃走了。假若我在省农协工作时，中央指示要组织军队，那江西八十一县，每县组织一营农民自卫军，是很不难的；有了八十一营农民自卫军，朱培德欢送（？）我们出境，请我们滚蛋，我们倒要先欢送他，叫声“朱先生，请！你滚蛋！”了。就在现在，我们有了相当的武力，他们反革命要杀我们，我们就和他们对杀一场，看他们又能怎么样！？我这种思想，当然是有理由的，这种不要武力，并自动解除武装，缴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给敌人的错误，是这次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但这错误的来源，还是由于陈独秀可耻的一贯的机会主义的路线而来的，这是我没有懂清楚的，我只简单的专看到“不该不要武力”这个问题罢了。我越想越气，越愤激！

　　虽然如此，我又想转来了；这次的失败，只能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的复兴，革命新的高潮，必然要很快到来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要覆灭，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共产主义；反革命必然要失败，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是绝对的真理，同时，这也是我的基本信仰。好吧！错误是错误过去了，失败是失败过去了，算了吧！重起炉灶，再来干吧！

　　我把好一点的衣服脱下来，同人家换了几件破烂衣服穿上，化装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没有照镜子，也不知道了，只是这样化装一下，一定与原相是有点不同了。我背起包袱，穿上草鞋，一个人独自走回弋阳。途中是经过了一些困难，也遇着一些有趣的事，如果是小说家用文艺的手腕描写出来，倒是一篇好小说，现在我是坐在囚牢里，是没有心情去写了。路上走了十几天，在一个晚上更深人静的时候，摸到了家。喊了几声门，把睡着的父亲母亲喊醒了，他们打开了门，让我进去。“呀！你回来了！”这是我母亲第一句话；接着，我家里的亲人和村中的农民，都来看我。看到我穿着一身破衣，知道我是化装逃回来的，大家不免有点惘然之意。我嘱咐大家要守秘密，不能在外面谈说；大家都说：“这个自然。”我就躲在房里不出来，连吃饭也在房里。

　　潜伏各地的同志，一个一个被我派人去叫来了。

　　大家开了一个会，一致反对悲观动摇，灰心消极，认为“重起炉灶，再来干吧！”是对的。因决定从下层群众做起，不要怕艰苦，乃分头到各村去活动，在七天内，居然组成了二十几个党的支部，群众团体，也组织了同样的多。这是因为弋阳九区的群众，在早就受了不少的革命影响，北伐军到江西后，很快就组织了农民协会。第一件事，自然是打土豪劣绅！巨绅张大纲是捉起来了，其余的土劣逃的逃，罚款的罚款，都给了他们以重创！李烈钧的军队退到赣东时，土劣就请了一营人进攻九区，九区集合了五千农民同他们作战，第一天把他们打退了，后因指挥无人，大众溃散，被李军烧了二十几村房屋。漆工镇就在此次烧得精光。群众心里，是永远怀恨不忘的，这次有人去宣传组织，所以他们就很快组织起来了。

　　检查我们的武装，实在太少了，力量太不够了，乃决定我去鄱阳搞些枪来。鄱阳原有一个警备团，有枪一百支，团长为共产党员胡烈(1)同志，可以说该团是共产党的。我从吉安回弋阳时，途经鄱阳，曾在船上找到鄱阳的同志来说话，要他们将警备团带到弋阳去，以保存实力。他们答应可以，所以我这次去鄱阳，满以为可以将该警备团带来，至少可带来一半；哪知到了鄱阳，那班名为共产党员而实则反动派的鄱阳老，早就以牺牲警备团为与劣绅妥协的条件，将警备团断送了。胡烈同志撤了职，警备团里面的党员悉行开革，革命的警备团，现在变成豪绅地主忠实的守门狗了。我虽然气得要命，但亦无法可想。随后还是争红了脸，说了“你们把枪送给县衙门，就是反革命！”才勉强将存在一个负责同志家里的十支枪拿得来，他们还准备将此枪送还鄱阳县衙门，以清手续呢！鄱阳那些假革命分子，以后都变为改组派姜伯璋的爪牙，破坏革命，不遗余力。

　　在鄱阳会到省委派来的特派员(2)，听到了他关于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经过的报告，才知道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党已经严格地指斥陈独秀先生异常有害的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一路线将中国第一次震动全世界的大革命，活活地断送了。党重新决定了正确的策略，决定了“土地革命”的口号，决定秋收暴动等。我听到了他的报告，好不满心欢喜！

　　我急速将十支枪运回，准备秋收暴动，计划先攻下弋阳城，即以弋阳县为根据地——这当然是一种幼稚的盲动主义的幻想。

　　从此，我开始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了。

　　在此以前的六年，是我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而努力的时期；在此以后的八年，直至这次被俘为止，则是我为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为苏维埃革命而奋斗的时期。

　　【注】

　　(1)胡烈（1905—1931），又名李新汉，江西鄱阳县人。中共党员，曾任鄱阳革命委员会主任，红军团政治部主任、团政委。1931年5月在闽北崇安战斗中牺牲。

　　(2)为刘士奇（1889—1933），又名刘士骥，湖南岳州人。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省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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