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自写年谱(29)

二九

　　当我离绍兴中西学堂以前，嵊县官绅聘我为剡山书院院长。照旧例，每月除官课由知县主持外，举行师课一次，由院长出四书文题、试帖诗题各一，为评定甲乙就算了。院长到院与否，都无关系。我觉得此种办法实太无聊，到院后，曾演讲数次，说科学的有用，劝院生就性所近，分别考求，但书院经费有限，不能改进，我担任一年，就辞职了。

　　那时候，诸暨有丽泽书院，亦聘我为院长，我未能到院，一年后，我力劝改为学校了。

　　那时候，留居嘉善县的宁波、绍兴两府同乡建立宁绍会馆，聘我为馆中董事。因为嘉善同嘉兴等县，自太平天国事变以后，本地人经兵与疫的两次扫除，地旷人稀，农田尽成荒地，先有湖南人领地垦荒，绍兴人继之。绍兴离嘉善较近，往垦的更多，日久，遂有购数百亩、数千亩的地主，招佃代种，于是关系渐趋复杂。而宁波、绍兴的商人来此地开设钱庄、杂货铺的，也与年俱增。又宁波人的习惯，客死者必须归葬，力不能归柩时，须有一停柩的地方。宁绍会馆的设立，一方面用以调解地主与佃户，或农人与农人间的纠纷；一方面用以改良旧日停柩的公所。因地主中有单君继香者是我旧日学生，提议请我，经其他发起人赞同，所以有此聘书。但我虽去过好几次，也不过对于立案、定章等事稍有帮助，没有多大的贡献。

　　当我在嘉善的时候，我见县衙门的告示，禁止安吉、孝丰人来此养蜂。推原其故，安、孝居民善养蜂（当然是旧式的），常用木桶装蜂群，分寄于邻近各县民居的窗前，给小费，托照料，定期来割蜜，本是两利的事业。不意嘉善等县人忽扬言蜂采蜜，于谷有害，禀官禁止，自此遂沿为成例。其实蜂为植物界虫媒之一种，于果谷是有益的，但积非成是，一时竟无术纠正。

　　庚子，北京有义和团之变。义和团之起因，一方为北方人对于天主教徒压迫的反抗，一方是满洲保守党对于戊戌政变的反动。历年教案，地方官常受严重处分，畏教士如虎。倘有教徒与非教徒争执的案，经教士请托，教徒没有不胜的。于是非教徒嫉教士，常想有报复的机会。戊戌政变而后，后党嫉维新派，以为康有为、梁启超等所以能幸逃法网，全靠洋人保护。洋人都是小国，人数有限，倘能杀尽侨居中国的洋人，便可杀尽维新派，天下太平了。但是这两类人，都仇洋人，却都怕洋人枪炮，常想只要有御枪炮的方法，就不怕洋人了。恰巧有白莲教的余孽忘（妄）说催眠以后有物凭身，枪炮的弹子也不能入。于是载漪、刚毅、铁良、徐桐、毓贤等等没有知识的人，纷纷信以为真，令围攻交民巷使馆区，酿成八国联军进京之丑历史。但自此以后，教徒压迫良民之事为之减少，而列强对于中华民族之有此等抵抗力，瓜分的论调也渐守缄默，不能不说是不幸中之小幸了。

　　我在绍兴学堂时，偶往杭州，得识许君秋帆（沅）。许君以丹徒人宦游杭州，设一方言学社，教授英文，曾至绍兴学堂参观，曾为我等述吴君稚晖在南洋公学训练学生的成效，我始注意于吴君之为人。

　　我自离绍兴学堂后，曾与童君亦韩同往杭州，筹办师范学校。是时杭州著名的学堂有二：一为高等学堂，用求是学堂改组的，其程度约如今日的高中。一是养正书塾，是私立的，其程度约如今日的初中。养正书塾的教员，如陈介石、林少泉、陈叔通诸君，监学邵伯

　　君，均时相过从。学生中如汤尔和、杜杰峰、马夷初诸君，均杰出之才。林、陈诸君出一白话报，林君后改号白水，以犀利的白话文著名，实于是时开始练习之。高等学堂所聘的教员，有宋君燕生（恕），博览，广交游，善清谈。著有《六斋卑议》，反对洛闽理学，颇多新思想。但虑患特深，特喜作反语，自称著有十种鸣冤录，如《汉学鸣冤录》等等，中有一种是《满洲鸣冤录》。又尝为驻防营的桂翰香作诗集序，汤、马诸君深不以为然。

　　我与章太炎君相识，亦始于此时。我与童君亦韩自杭州往临安，为绍兴同乡组织小学校。路过余杭，访章君于其家。童君与章君本相识，故为我介绍。章君本名炳麟，字枚叔，但是时以提倡排满之故，自比于明遗老顾亭林、黄梨洲两先生，因改名为绛（亭林名），而字太炎（取于黄太冲、顾炎武）。是时所发表的是第一版的《訄书》。此书汉人虽读之感痛快，但畏祸，不敢多为传布；而杭州驻防金梁，乃购数十部，分赠满人之识字者，说：“汉人已如此，我们还可不振作吗？”金君倒真是章君的知己了。

梦远书城(guxu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