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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原则”是侵略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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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原则”是侵略原则(1)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三大原则”是去年十月间日本广田外相为调整中日关系对南京政府提出的，并准备作为最近盛传的“中日南京会议”中讨论的基础。这“三大原则”就是：（一）南京政府须肃清一切反日运动，停止依赖欧美以夷制夷之政策；（二）中国须立即承认“满洲国”及华北“特殊性”；（三）中日“满”须成立“反共军事同盟”，肃清蒙古、新疆及内地的赤化势力。很明显的，这所谓“三大原则”，就是日寇彻底灭亡中国、独霸亚东的侵略原则。北平文化界救国协会在“一二八”四周年时，曾发宣言反对三大原则。宣言中指出：“所谓三大原则，其精神与内容均为彻底殖民地化我全国之基本纲领。承认三原则，不但正式断送我北部十余省，纵敌骑蹂躏我全部领土，必且断绝我民族生存，使我人民永沦于奴隶厄运，无论政府已否接受或原则上接受，或接受其个别具体细目，我人民自身，决誓死反对。”这个一字一泪的宣言，已将三大原则的全部内容，完全警告我们了。现在让我把三大原则再作一个简要的分析如下： 一、第一个原则的用意，是要顺利地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它的作用是分为两方面的：第一，是要完全消灭中国民众对于它的反抗。虽然中国“政府要人”很容易讲话，要满洲就送满洲，要华北就送华北，要撤退驻军就撤退驻军，要解散党部就解散党部；虽然南京政府用了极大的力量禁止反日运动，屠杀和拘捕反日志士，颁布“睦邻”命令，提倡“中日亲善”；可是中国民众不是容易屈服的。日本帝国主义每一项对中国的进攻，都要遇到中国民众的顽强反抗，特别是东北义勇军和游击队的坚决抗日行动，使日本帝国主义感受到极大的苦恼。因此，第一大原则的前半段，是要南京政府更加百倍的努力肃清一切反日运动，要使中国民众都乖乖地俯首帖耳地像“党国要人”一样去欢迎它来宰割全中国。第二是完全拒绝列强——特别是英美对于它的掣肘与竞争，这一点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独占中国宣言中的基本要点。日本帝国主义见英美列强一方面对日本在华行动，不免时常予以干涉和监视，同时又常有对华“共同行动”、“共同借款”的提议，特别是李兹罗斯之来华，与南京政府金融政策之改变，这些都给它以不可忍受的威胁，并且南京政府中的所谓“英美派”，也具有相当的力量和影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也不能不是一个大的阻力。这就是第一个原则的后半段——停止依赖欧美以夷制夷之政策——所以提出之原因。 二、第二个原则的用意，是要在国际上取得侵略中国的合法权利。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制造了“满洲国”这个傀儡，但因中国民众的誓死反对，以及世界各国的拒绝承认，这给日本帝国主义以非常不利的影响，全世界公认日本之对于满洲，是强盗的抢劫行为，因此，列强间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满洲国”的存在。如果中国自己首先承认日本这种抢劫为合法，自然可以改变列强对“满洲国”的观点和对日本强盗的舆论。同样，承认华北特殊性的问题，也是为了便利于正式成立第二个傀儡——“华北国”；同时，如果中国承认了华北特殊性，也可以减弱美英——特别是英国干涉日本在华北行动的藉口。 三、第三个原则表面上似乎比一、二两个简单，但其内容至为复杂，用意至为深远。“反共”本来是日本帝国主义近十年来侵略中国所采用的一贯的传统的口号。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要采用这个口号，以及这次正式提出作为三大原则之一的理由，我以为至少具有下面的四种用意： 第一，为要减弱中国国内对于它的反抗力量，日本帝国主义清楚知道，在中国政府中以及社会上，有一小部分害怕“赤化”、仇视共产党的人物，所以它采用“反共”口号，取得这一小部分人的同情，来分散中国对外力量的一致。蒋介石在“九一八”以后提出的“抗日必先剿共”以及最近诬指爱国学生为共产党而大加逮捕，都是响应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共”口号。这样的一呼一应，为的是要镇压中国“反日”运动的开展，以便利用日本强盗的野蛮侵略。 第二，为的要减弱国际帝国主义对于它的掣肘和干涉。国际帝国主义中最反动的营垒没有一天忘记了进攻苏联，这是公认的事实。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自任为进攻苏联的东方宪兵，所以采用“反共”为侵略中国的口号，正是抓住了帝国主义这一弱点。日本帝国主义向国际帝国主义说：“我们大家不是都要进攻苏联吗？好的！我担任东方宪兵的职务。但宪兵须要有坚固的阵地，那末，你们应当同意我夺取满洲、华北，以至整个全中国，有了这个阵地，才能防止赤化的东侵和蔓延。”的确的，日本强盗占领满洲时，没有引起其他帝国主义强有力的干涉和反抗，甚至还有采取同情和援助它的立场（如当时的英法等），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提出要“肃清蒙古、新疆及内地的赤化势力”，这不仅是为了要灭亡全中国，同时也是再一次向国际帝国主义表示它进攻苏联的决心。 第三，日本帝国主义确实认定中国共产党是它最厉害的敌人。很显然的，“九一八”以后，南京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节节投降，节节退让，而共产党所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曾发表对日作战宣言，红军军事委员会曾下过对日作战的全体动员令，并愿意与国民党任何军队订立对日作战协定，而且实际上与十九路军正式订立过这种协定，并且曾有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派出。这些事实，在日本帝国主义看来，确实成为它侵略中国的最大阻力。日本帝国主义也知道所谓中国的共产运动，实际上是代表中国人民解放的核心。加之最近以来，共产势力又发展到了甘陕及山西，逐渐逼近和威胁着日本“势力范围”。特别是最近共产党所提出的“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已经为全中国广大的反日民众所拥护，这更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唯一方案。因此，日本帝国主义认为不消灭中国的共产运动，它始终不能“高枕无忧”地并吞全中国。所以它提出这一原则做根据，以便直接用自己的武力来消灭这种运动。 第四，日本帝国主义虽然以“反共”的藉口和“亚洲主人”的资格取得东北四省和华北五省，然而这不能满足它的欲望，它的目的是要灭亡全中国。因此，它利用“肃清蒙古、新疆及内地的赤化势力”，可以把自己的势力，特别是军事势力深入到中国的西北边境及腹地去，可以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了。 南京政府是承认还是否认三大原则呢？ 在灭亡全中国的三大原则提出以后，引起了全国爱国民众的极大愤怒与激烈的反对，然而南京政府对这三大原则，究竟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是承认还是否认呢？这是一个极端值得我们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和自己命运的人所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 据广田在贵族院的演讲说：“南京政府已同意三大原则。”日本的报纸说：“蒋在原则上同意三大原则，但关于实际的细目和步骤还要讨论。”而南京政府外交部一月二十二日的声明则说：“日外相广田前对蒋大使（作宾）所提三原则，我以其措词广泛，无从商讨，要求提示具体内容，迄今尚未见提出，乃广田近在贵族院演讲，竟谓我已承认，并非事实。” 这样看来，两方各执一说，似乎“三大原则”，双方还没有完全一致，特别是南京外交部既对全国民众负责声明否认，论理，也许政府当局还没有接受三大原则的决心，所以胡适之先生二月二日在《大公报》论文中提到这一问题，他说：“这个否认，是近年来中国政府的第一壮举，因为这个否认，可以消除一切疑虑，可以杜绝将来一切积非成是的危险。”不过，我以为胡先生的这种说法，似乎近于乐观了一点，在今天的事实看来，胡先生的这种说法，只能算是我们的一种希望，还不能作为肯定的断语。在我看来，日方宣传与南京外交部的声明，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不过字面上一个是“承认”，一个是“否认”罢了。日方说“蒋在原则上同意三大原则，但关于实行的细目和步骤还要讨论”；而南京外交部说“我以其措词广泛，难于商讨，要求提示具体内容”，只要商讨具体内容而并没有根本否认三大原则。试问两者实质上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不错，或者还可以说，中国文字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我们不要以词害意。好的，我们再来看事实吧！ 首先我们看，“肃清一切反日运动”，南京政府是怎样否认的呢？过去的事实，顶好让方志敏[1]、吉鸿昌[2]、方振武[3]、十九路军的将士[4]、杜重远[5]以及其他一切死去和在监的反日烈士志士们去回答吧；再说最近的事实，北平、广州发生惨案[6]，不见政府明令惩罚那些屠杀爱国学生的负责者，上海、南京、武汉各地的学生不少被殴被捕的事情，一切反日文字、反日消息，禁止报纸登载，这些事件有什么意义呢？特别是最近中央的宣言，行政院、军政部、教育部的命令，以及北平大捕学生解送南京，这些事件，又有什么意义呢？ 其次我们看，承认“满洲国”与“华北特殊性”南京政府怎样否认的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有以下的疑问，就是过去的“通车”、“通邮”以及“联运”是什么意义呢？最近“满洲国”的外次大桥到了北平，受了极优渥的待遇，并有被聘任为冀察政委会高等顾问的消息，又是什么意义呢？冀察政委会为什么成立呢？为什么政府不出兵讨伐殷逆汝耕呢？我以为日本提出的承认“满洲国”这一要求，现在所差的只是与“满洲国”交换国书、公使和领事，“承认华北特殊性”，也只是差的公开的命令罢了。 再其次我们问“中日‘满’反共军事同盟”，政府是怎样否认的呢？过去的且不讲它，只问今天中国一百多万军队，没有开去抗日，究竟开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代理剿匪总司令张学良为什么在西安、太原飞来飞去呢？军委会的副主席阎锡山在山西每天忙的什么公事呢？我想这些用不着回答的。事实上日本提出的第三个原则，现在没有做到的，只是中日“满”反共联军总司令部还没有公开成立，和日满军队今天还没有开到湖南、四川、陕西去罢了。 综上所述，我以为南京政府虽然声明否认“同意三大原则”，但它过去和现在所作的事，许多都是恰合于三大原则的要求，无怪乎不能取信于全国抗日民众，无怪乎北平文化界救国协会不能不有“无论政府已否接受，或原则上接受，或接受其个别具体细目，我人民自身，决誓死反对”的宣言。 因此，我认为在今天我们国民的责任，不在于空空希望政府对三大原则作书面的否认声明的“壮举”，就可以“消除”疑虑，可以“杜绝”将来积非成是的危险。而是要进一步地团结一致地要求和督促政府当局“临崖勒马”，根本改变过去的外交方针和对内的行动方针，维护群众的救国运动，实际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实行讨伐叛逆，惩罚卖国贼，停止内战，团结一切反日力量，武装全国民众，实际对日抗战，收回失地。这样，从实际行动上才能证明南京政府是真实的根本的拒绝三大原则。我以为胡先生也应当从这一方面积极的“努力”，才能把现在对于“壮举”的希望，变成将来的事实。否则恐怕胡先生将来又要说：“现在看来，我完全错了。” 国难已到了生死关头，广田灭亡中国的三大原则，不仅是摆在南京政府的面前，而且是严重地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了。我们只是简单地希望和督促政府去拒绝它，还是不够的。我们应当更积极地负起责任来，从我们人民自身的行动上来拒绝它。我们不但根本拒绝广田灭亡中国的三大原则，而且要坚决地大胆地提出我们自己抗日救国的三大原则与它对抗。我们抗日救国的三大原则是什么呢？ 第一，为对抗广田的第一原则，我们提出：“扩大民众的反日运动，并联合欧美以平等待我或同情于我的民族和国家，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为对抗广田的第二原则，我们提出：“立即出兵讨逆，收回华北及满洲。” 第三，为对抗广田的第三原则，我们提出：“立即停止内战，联合苏维埃与红军及一切反日力量，对日宣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注】 [1]方志敏（一九〇〇——一九三五）：江西弋阳人。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主席，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红十军政委，中共中央委员等职。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率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北上抗日，遭国民党重兵围攻而被俘，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南昌被秘密杀害。 [2]吉鸿昌（一八九五——一九三四）：河南扶沟县人。原为冯玉祥部下，曾任冯部师长、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二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五月，与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在同盟军失败后，又在平津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活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杀害。 [3]方振武（一八八五——一九四一）：安徽寿县人。曾任冯玉祥部军长、军团总司令，国民党军军团总指挥、济南卫戍司令、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一九三三年与冯玉祥、吉鸿昌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前敌总司令，在察哈尔东部抗击日军。同盟军失败后，被迫流亡香港。一九四一年遇害身亡。 [4]国民党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副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九一八事变后，曾在江西赣州集体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十月被调往上海驻防。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坚持苦战，最后被迫撤退。五月二十三日，国民党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又在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后，对其发动军事围攻，将其打散。 [5]杜重远（一八九七——一九四三）：辽宁开原人。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记者身份在各地宣传抗日救亡，帮助邹韬奋编辑《生活周刊》，参与筹办《生活日报》，一九三三年创办《新生周刊》，任主编及发行人，倡导发动“一场自己的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一九三三年五月，因该刊发表涉及日本天皇的《闲话皇帝》一文，被当局逮捕、审讯和判处十四个月徒刑。后于一九四三年十月在新疆被盛世才毒杀于狱中。 [6]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在中共领导下举行抗日救国请愿大游行，抗议华北伪自治运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遭到军警镇压，百余人受伤，三十多人被捕。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三日，广州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军警大举搜查，捕走学生三十余人，并实行全城戒严。 (1)这是陈潭秋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以笔名余杰发表在《全民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上的文章，原名为《所谓“三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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