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争取公开活动|陈潭秋

坚决争取公开活动

　　坚决争取公开活动(1)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五日）

　　秘密工作，是在严厉的白色恐怖之下，地下党保障组织的存在与发展，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工作方式。这种方式，只是限于党的组织说的。党的政治主张，必须完全公开，必须以斗争方式争取公开，这样才能扩大党的影响，团结成千成万的群众在党的周围。至于群众的组织与活动，必须坚决地采取公开的路线，才能收到下列的效果：一、政治影响普遍地扩大，容易动员广大群众，有力地打击敌人；二、提高群众的斗争勇气，肃清失败情绪的残余；三、提高群众自信心，认识自身力量之伟大，打破依赖或等待外力的心理；四、可以迅速地发展群众组织，加强斗争的力量。

　　今年五一运动，全国各地都是采取公开路线的活动，公开地号召群众五一示威，公开地组织五一筹备会，公开地用斗争的方式召集群众的代表会。各地反帝运动与反帝同盟的组织，亦同样是采取公开路线进行，这些运动与组织，都得到伟大的成功，如上海、武汉、哈尔滨、天津、香港、厦门各重要城市，都有群众的公开示威行动，反动的统治阶级在群众斗争面前发抖。农村同样有广大群众的五一示威游行，特别是苏维埃区域，都是几万几十万群众的武装示威。最明显的上海电汽车工人罢工，所以能坚持二十余日，得到最后胜利，即是公开路线的结果，他们有公开的罢工委员会，公开组织了俱乐部，公开举行群众大会。在群众威力之下，使最反动的报纸如《申报》、《新闻报》等，都不敢做反动的宣传，不能不接受罢工委员会的真确消息。这些事实都证明了公开路线的绝对正确。

　　自大革命暂时失败后，一般同志习惯于地下党的秘密生活，不知正确运用公开活动路线，自党提出争取公开活动的口号以后，有的走到公开主义的错误道路上，有的则成了合法的公开，至今这些错误，虽已纠正过来，但又发生两种新的错误的倾向：一是在几次公开活动成功以后，遂轻视敌人，认为敌人无力压迫，客观上是削弱了再接再厉斗争的决心，于是松懈了对于敌人的戒备，组织上不注意严密，行动上不注意敏捷，忽视了与秘密工作的联系，这种轻敌的结果，一遇到敌人的袭击，即手足失措，坐待敌人的拘捕，如上海“四二七”事件及电气厂的逮捕，武汉、厦门的破获[1]，即是明显的例证。另一种错误倾向，即是公开活动受到压迫以后，即表现动摇，甚至对公开活动路线发生怀疑，如“四二七”以后，上海有少数同志说“中央这个公开活动的策略是不大正确的”，哈尔滨五一以后有群众被捕了，市委有一负责同志说“这都是盲动”。无论是轻敌或是怀疑公开活动路线，都是不能正确运用公开活动的策略，即是没有深刻认识这一策略的重要。

　　怎样正确地运用公开活动的策略，是目前群众工作中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根据过去各地执行这一策略的经验与缺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公开活动必须要动员广大的群众，仅仅是党员或很少的群众，是不能够收到充分的效果。因此执行这一策略，必须有广大的宣传鼓励工作，才能动员广大群众起来。

　　第二，公开活动只有靠群众自觉地用自己的力量来争取，不是党命令群众争取，更不是党代替群众争取，这必然需要党艰苦地做群众工作。

　　第三，公开活动不是和平请愿所能得到的，必须用群众斗争的方式争取，在群众威力之下，逼着反动势力默认、让步、屈服。

　　第四，公开活动要继续不断地争取，因为反动统治愈走到动摇崩溃，他对革命的压迫愈加厉害，他是不轻易让群众有公开活动的，他从根本上是要打击群众的公开活动，要封闭群众的公开团体（当然御用的团体在外），所以，群众的公开活动与群众组织的公开存在，都要经过长期的继续不断的前仆后继的斗争，才能得到最后的成功。假如因为一次两次以至几次失败而放弃这个斗争，怀疑这个策略，都是右倾，都是不了解这个策略。

　　第五，公开活动必须预见敌人的压迫，必须抵御敌人的压迫，更必须冲破敌人的压迫。因此须注意组织的严密与行动的敏捷，指挥的统一与坚决，不容有丝毫的松懈、迟钝、分歧与动摇。

　　第六，在公开活动中，必须有秘密工作的准备，必须将公开活动与秘密工作很好地联系起来。

　　总之，公开活动的本身就是一种斗争。怀疑争取公开活动，便是怀疑斗争。取消派、合法主义者，自然是取消这样的公开活动。我们要实现党的正确策略，就必须争取这样的公开活动。

　　【注】

　　[1]一九三〇年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逐渐在党内占领导地位，为了实现其“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主张“大干”（武装起义）、“总罢工”。在此思想指导下，四月二十七日，上海各界五一纪念筹备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各区五一纪念代表来到会址云南路济善堂时，被中西探警包围，一部分代表冲入会场，一部分被阻代表示威抗议。最后一百多位代表被捕。电气厂的逮捕系同月二十九日，中西探捕包围电力工人俱乐部，捕走正在筹备罢工的工人领袖十六人。武汉、厦门的破获，也是此期“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混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界线，使党、团和工会组织处于暴露状态，结果导致大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捕和被杀。当时武汉和厦门两地党的机关被敌人全部破坏。

　　(1)这是陈潭秋发表在《党的生活》第十一期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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