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视顺直工作报告|陈潭秋

巡视顺直工作报告

　　巡视顺直工作报告（一）(1)

　　（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

　　六月中旬国民党打下京津以后，中央派我巡视顺直工作，我向中央询问顺直党务情形并请示工作方针，中央因久未收到顺直的详细报告，只嘱咐我去后考查实际情形，酌情指导并帮助顺直整理一切工作。此外又提示几点让我注意：一、北方民众对国民党有很大的幻想，应加以注意；二、发展北方民众反帝运动；三、注意领导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如抗捐税，争自由等），使之脱离国民党的影响而到我们的影响下面来；四、召集顺直扩大会议，确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及工作方针；五、目前北方职运策略，应当是有组织地加入反动工会，领导斗争，争取群众，揭露国民党的罪恶。我遂于六月二十二日乘轮北上。

　　Ⅰ　党务概况

　　抵天津后经过九天之久才与顺直省委接上头。我听了省委常委会的报告及其各方负责同志谈话的情况，得知顺直党务大概情形如下：

　　（一）顺直党最大的最根本的缺点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与动摇。自去年十月北方局决定暴动政策后，省委即沿袭此政策，虽明知行不通而又不敢有所变更，甚至发通告做报告以及开会时不提“暴动”两字即认为是机会主义。实际上当时主客观的条件，离直接暴动的局面相当遥远。一月改组会议本应纠正这种错误，重新确定顺直党的政治任务与路线，但改组会也疏忽了此项重大的工作，完全被个人问题（打击彭述之[1]）所笼罩了。甚至连政治讨论都没有。因此顺直的党继续玩弄暴动的错误，一直到六月中旬才改正过来。在政治路线的长期错误中，发生两种极不好的现象：一、放弃了群众的组织工作，不能十分注意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只专门想搞暴动，小的斗争不想搞；二、党员群众因暴动政策又行不通而感觉前途难测，一部分消极怠工，其余则专门为党组织找些无聊的麻烦。

　　（二）放弃反帝工作。省委在主观上并不十分重视这一工作，而讨论此工作时又发生两个错误的倾向：一、认为反帝运动的作用只是发动群众；二、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上反帝国主义。济案[2]发生后，仅北京学生同志有济案外交后援会的组织，但不久被国民党接收去了，同志不知道从中活动的方法，终于完全放弃。天津只有各学校学生自动地发了些宣言，省委拟了一个传单和一篇宣言，都没有印发，其他各城市更没有这回事。

　　（三）放弃反国民党工作。虽然省委主观上重视这一工作，曾经屡次讨论并发有通告，但实际上并没有执行下去，下级同志反国民党的观念非常浅薄。在国民党将到天津时，天津市委主张采用以欢迎国民党来发动群众的政策。另外还有我们的同志充当国民党的指导委员，且有整个党部在我们包办之下的。

　　（四）没有党的独立宣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的主张怎样？群众丝毫不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仅是反动派所宣传的“杀人放火欺骗工农的强盗”。党在群众中完全没有独立的宣传——根本就没有宣传工作。

　　（五）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普遍而且深入。改组会有许多好的精神与决议，但在党内如石沉大海，一点影响都没有。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则异常普遍而且根深蒂固地印入一般同志的脑筋中。可是，考查其实际，并没有丝毫民主化的味道，只是个人自由的尽量发展。其结果怎样呢？省委威信完全丧失，党的纪律废弛殆尽。谁能骂党骂省委，谁就是好汉。省委连最低限度分配同志工作和处分同志的权威都没有，大家认为纪律是机会主义的东西，下级党部甚至不管个人的意见正确与否，都要省委执行。党员个人都干涉省委的经济，要省委经济公开，省委也不敢加以驳斥。北京市委为某问题发传单，有个小组不执行，因为没有经他们小组会通过。这种现象非常多。

　　（六）误解机会主义。反对机会主义是一月改组会的主要工作，但是由改组会所产生的省委自身就不知道机会主义是什么。一般同志自然更是莫名其妙。大家只有这样模糊的观念，知识分子是机会主义，党的经费没有用在工人同志身上是机会主义，讲纪律是机会主义……等等，以为机会主义的错误着重在个人，而没有在政策上、工作上、组织上去认识机会主义，因此，仍旧发生了不少新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不能不说是改组会所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

　　（七）派别问题的我见。在顺直党内表现得最甚，但顺直负责同志否认顺直有派别问题，只承认有个人的意见，实际也说不上有什么派别，因为大家并没有政治上的不同的见解，可是王仲一同志常公开地宣传派别问题，并确定说党内有派别，而一般同志的脑筋中也似乎煞有介事地互相猜疑。

　　（八）党内经济问题闹得乌烟瘴气，一切政治问题与党的工作都因此掩蔽了。此问题的来源是改组会中批评过去党忽略了失业同志的救济，将党的经费进了个人的腰包，或负责同志吃大餐住洋楼用了，并决定以后要尽量救济失业同志。而省委执行此决定更加错误，不但失业同志甚至在业同志也给津贴。后来由于津贴不均或停止津贴，遂发生党内的经济斗争。这种斗争的发展曾生出许多稀奇古怪的事实，如扣留负责同志要钱，以不给钱就告密来恐吓党，擅自抢去党部机关部负责同志的用具，如手表、自行车等，甚至区委会支部会以要钱分钱为主要问题。此种现象在天津最厉害。

　　（九）一月改组会对于党的组织没有注意新的发展，只用收买（津贴）的方式收回一批被开除或与党长期断绝关系的同志。后来因津贴不能继续，重又自动地离开党或公开反动向敌人告密。这在天津也较普遍。

　　（十）一般同志党的观念非常薄弱，私人的感情超过了党的关系，视个人的利害比党的利害大。一到个人利害与党的利害冲突时，马上抛弃了党。

　　（十一）各级组织非常松懈，绝不能尽到他组织上的责任，支部大多数不能开会，开会也没有议程、没有议案，没有工作的讨论，只是要钱，闹个人意气或彼此互相猜疑攻击而已。

　　（十二）省委本身的缺点。省委能力非常差，政治观念动摇，没有整个工作计划，不能顾及全省工作。因极端民主化的影响，省委威信丧失，执行力量减低到了零度。省委指导不集体，议决案下级不遵守。首先省委书记王藻文同志即不遵守，他处理问题仍照个人的意见执行。省委自身组织也残缺不全，且都有名无实。职运会完全没有工作，甚至长期陷于解体的状态。

　　（十三）保南[3]问题。在一月改组会以前，省委与保南各县已断绝关系两个月。保南同志因长期得不到省委的工作指导，津贴也不发放，对省委已十分不满，改组会保南、直西[4]又未参加（因交通关系，开会的通知没有接到），更加愤激。三月初保南派阎怀聘来省委接头，当面提出五个条件要省委接受，才与省委发生关系：一、改组会只到四个地方，不能代表全省，所产生的省委是不合法的；二、马上召集全省代表大会组织正式省委；三、省委应承认过去不要保南工作的错误；四、五两项记不清。因省委与和森[5]同志应付失当，阎同志回保南即鼓动保南同志否认省委，别立组织，遂联络直南各县及十二县在五月初召集保南直南[6]代表大会（到了六县），成立临时省委。据说保南大多数同志很积极，工作开展较他处稍好，他们反对省委确实站在工作观点上出发的，不过因受了阎同志的鼓动，以致发生组织上的重大错误。这是保南问题经过的大概情形。

　　（十四）职工运动。北京自去年十月大批同志被捕以后，就没有职运工作（最近才找到线索开始），天津仅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基础，经过几次斗争失败以后，也完全瓦解，唐山有一点不生不死的基础，没什么工作，其他各地简直说不上。铁路工作：津浦[7]有工会的组织（公开的），但在反动派领导之下，党不能发生作用；京汉[8]还没有线索；京奉[9]仅唐山有几个同志无工作；京绥[10]、北京、南口、张家口已有线索，前途较有希望。北方工人群众对国民党国民军的幻想较为浓厚，在国民党北伐军未打到京津以前，群众即等待国民军到来，以为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自己的斗争与组织均行停止，党在这种不良影响之下，事实上也放弃了群众的斗争与组织工作。国民军抵京津时，群众抱有很大的热望，要求组织工会，改良待遇。当时国民党内部各派冲突非常严重，蒋介石想组织御用工会为个人的武器，冯玉祥[11]专门拉拢反动工人领袖为拥护自己的工具，阎锡山[12]、白崇禧[13]则根本不要工人，严厉地施行高压政策。这种冲突的表现就是：一方面派出多人组织工会（北京在数日内成立四十个工会）作拥护工人利益的宣传，另一方面则尽量压迫工人，说工会中有共产党，对于工人改善待遇的要求禁止提出。北京印刷工人与天津纱厂工人向资本家提出了要求与条件，都遭受了警察所警备司令部严厉的逮捕和枪杀。因此工人对国民党的幻想打破了不少，开始有很多工会，国民党办的或向国民党立案的，现在均被群众厌弃，只剩下一块空牌子而已。

　　（十五）农民运动。过去有农运的地方为京东、北京西郊、保南、河间、献县等处。京东自去年暴动失败后至今尚未恢复，保南农民大半仍在小豪绅地主领导之下，北京西郊因受打击而瓦解，河间正在斗争中（斗争情形不详）。过去农村斗争的方式多偏重于军事行动，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忽视群众日常斗争，使群众产生依赖军事的心理。京东的党组织完全放弃了党的工作，专搞军事投机的把戏，此种倾向，农民群众也很严重。

　　（十六）士兵运动没有，有的只是利用张敬尧[14]等的委任，借用名义收编土匪及直鲁溃军而已。

　　上述党务概况只是根据我考察的结果。但我的考察还不十分充分深刻，尤其是事实材料不充分，好在有少奇同志的报告可以对照，特此声明。

　　Ⅱ　扩大会经过情形

　　在我到天津两个星期以前，顺直省委已经感觉到工作的错误和缺点以及党内的危机，曾经提出劳务问题，经过三四天的批评讨论，大家都有积极整顿的决心，并决定召集扩大会议作全盘整理。我到津后第一次参加省委常委会（七月九日），听了他们的党务报告，觉得扩大会非赶快召集不可，省委原有此决定，自然同意，遂决定七月二十二日举行扩大会，由省委指定各地负责同志出席。计天津二人、北京二人、唐山二人、京东二人、保南三人、保北一人、直南二人、河间一人、张家口一人。十二日我同李希逸同志到北京巡视，十六日返津，返津后收到中央七月来信，大意是顺直内部纠纷问题很复杂（主要的大概是指保南问题），主张扩大会停开，嘱我会同少奇同志帮助省委纠正过去的错误，协同工作，并要我到保南巡视一次，带回保南负责人来省委讨论解决办法，并携带所决定的办法同少奇与省委保南两方负责人一起回到中央解决（我到天津时，C．Y[15]顺直省委代理书记尹才一同志赴沪，将顺直党的状况向中央作了一个报告，故中央有此信）。那时我个人意见认为，此次扩大会议主要意义在于纠正党内过去一般的错误，重新确定顺直党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针，保南问题能在扩大会中解决固好，即使不行，也不能因保南问题而放弃全省工作的整顿。且会期已近，事实上也非开不可。并且据省委及C．Y同志的报告，保南方面大多数同志是积极的，他们诚意要求召集全省代表大会，或中央派人召集扩大会议来解决。因此我觉得保南问题或许可以在扩大会议中得到大体的解决，如万一不能解决，再执行中央所指示的办法。于是我一面征求少奇的同意，根据我的意见与少奇联名函复中央，一面仍积极准备扩大会的工作。

　　扩大会因人数太多（除指定各地出席者外，乐亭、察哈尔均有人来，天津临时指定出席加三个省委委员及要求旁听者共计二十七八人），会期不能过长，遂将各地出席人分四个讨论委员会（政治任务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职运决议案、农运决议案），先期详细讨论各种草案（草案是由省委起草的）作初次决定，再提交正式会议作最后的讨论通过。各委员会共花了两天一夜的时间，正式会议仅一个晚上就结束了。

　　一月改组会给了我们很可宝贵的教训。改组会不能说没有一些好的内容，但都被个人的意气成见以及对过去的消极批评所掩盖了。一般同志对于改组会好的看不见，坏的则丝毫不留地接受了，尽量地发挥，演变成了现在的状况。我认为此次扩大会的意义是纠正党内过去一切错误，确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方针。扩大会的精神应当是积极的、前进的、建设性的，而不应当被消极的、非政治的、个人的问题所掩蔽了。因此，扩大会中发展积极的讨论，使会众的注意力也完全集中到积极的方面来。对于过去的错误的批评也尽量看重于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讨论时要极力避免个人的意气攻击，而加重组织的责任。自然，应由个人负责的错误仍归之于个人。因此，对于省委与个人的错误及保南问题，均在小委员会中进行详尽的批评和讨论，将结论提交扩大会报告。并抽出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重新讨论，其他关于小的技术的问题，只要包含在结论中的就不补充讨论（自然对结论不同意的例外）。

　　扩大会对于过去错误的责任作如下的分析：关于政治路线的错误（即盲动的错误），应由北方局（对主观客观条件估量错误）、改组会及改组后的省委（没有讨论纠正此错误并继续盲动下去）分别负责任。关于极端民主化的错误，误解机会主义的错误，经济问题以及忽略党的新的发展的错误，前两项应由改组会直接负责，后两项是改组会留下的影响，省委应负直接执行的责任（经济问题藻文同志个人也应负责）。其他各种错误和缺点，大部分应由省委负责，当然有一些是顺直党全部应负责的。保南问题，省委应负放弃保南工作的责任，保南负责同志应负分裂党的组织的责任，尤其阎怀聘同志应负更严重的责任。

　　根据上面的分析，扩大会除对于北方局与改组会的责任在各种决议案中严重指出外，对于蔡和森同志请中央予以相当的处分，因为他是北方局负责人之一、改组会的指导者、中央的顺直特派员，对于上述的错误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并且和森同志常有助长省委或个人错误的客观事实。对于省委决定予以改组的处分，对于保南另立的临时省委命令马上解散，对负责人分别予以警告，对阎怀聘同志予以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此外还处分了几个同志，详见扩大会纪律问题决议案。

　　扩大会通过的决议案计有“顺直目前政治任务”、“组织问题”、“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纪律问题”等六种，但因时间关系不能将所有的草案完全在正式会中通过，只有“政治任务”是经过长时间的讨论通过的。“组织问题”仅通过大纲交新省委根据大纲起草文字。“职工运动”经过小委员会的详细讨论，扩大会议决定交新省委审查修改文字。“农民运动”由扩大会另行组织委员会作最后的审查。“士兵运动”决定将原草案交新省委审查决定。“纪律问题”是扩大会正式决定的。各种决议案原来都决定由我作最后的审查，后因时间与事实的关系没有做到，这是我个人非常抱歉的。

　　党内经济斗争的结果，各地同志对省委经济收支非常怀疑，尤其是外县同志。省委向扩大会作经济收支报告。有同志说：“中央给了一万，他报告收一千，我们能到中央去查吗？”“别再报告了。”实际上省委经费开支并没有预算，确实有许多用得不当，如天津支部书记做事都有津贴。外县津贴很少，甚至几个月不寄去，因此有同志说：“省委的钱塞了鬼窟窿。”省委的账目经手人经过多次变更，中间藻文、仲一经手的一截账目没有找到，所以省委的报告当然就残缺不全，扩大会自然无心审查，只好在扩大会中作了如下的决定：扩大会认为省委过去经费开支非常不当，一方面各县工作因无津贴而受阻碍，另一方面对个人滥给津贴引起党内的经济问题。并且省委经费开支并不根据预算而是由个人自由支配的。因账目不齐全，不能审查清楚，责成新省委督促旧省委负责人将详细账目于最近期间呈交中央审查，并请中央审查后给以批评，如有舞弊应加以处分，并将中央的批评或处分通告发给顺直各级党部。

　　改组省委是各地一致的要求，省委也知道自身过去错误太多，向扩大会请求处分，于是扩大会正式通过改组省委。新省委名单是由我提出交大会通过的（有一、二个代表主张普选未通过），计正式委员十一人，候补委员三人。正式委员中有五人是工人同志，两人是农民同志，三人是知识分子；候补委员中两人是工人同志，一人是农民同志。省委常委是由扩大会全体会共推廷辉、德贵、纪录、庆玉、茂公、金舍等七人组成，常委又互推廷辉为书记。

　　扩大会议后，我采访各方对扩大会的批评，大概有下列三种：一、对保南同志的处分太轻；二、对省委的处分太轻且没有个别的处分，这是说藻文、仲一有许多错误未加以处分；三、我在扩大会太主观太跋扈。这几种批评自然不是毫无理由，但我的意思出发点，是因为有事实的顾忌：一、保南负责同志与省委负责同志事实上大部分是顺直的较好的干部，如果处分过重，对于工作上是有损失的，并且新省委非要他们一部分参加不可；二、藻文、仲一彼时不在顺直，扩大会不便处分；三、关于我的批评是参加扩大会的三个同志的事后批评，他们主要的理由是说我没有让他们尽量批评省委及个人的错误，再者因为选举名单由我提出似乎太不民主化了。

　　Ⅲ　其他

　　（一）关于藻文、仲一的错误见少奇同志报告。

　　（二）关于新省委成立后的工作，我在天津时已提出了些具体的意见，如决定各地的工作方针，实行巡视办法建立交通网，编印某几县小册子等。省委均接受了。

　　（三）在扩大会闭会时，我针对顺直过去错误及新的工作方针提出八个口号，要使之成为最近期间党内的舆论。

　　Ⅳ　最后的说明

　　这个报告的内容非常不充分，因为许多材料被我忘记了，但是写这个报告我是很诚恳、很客观而且很负责的。新省委成立后的工作应当要报告的，我想顺直省委一定要报告的，故不赘述。

　　报告中有遗漏之处，容日后补充。

　　【注】

　　[1]彭述之（一八九六——一九八三）：湖南宝庆人。一九二一年入党，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大革命后期积极推行陈独秀右倾错误。一九二九年和陈独秀等建立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同年被开除出党。

　　[2]济案即济南惨案。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北上攻打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出兵山东，侵占济南、青岛和胶济路沿线，截断津浦铁路。五月三日，日本侵略军在济南进行大屠杀，在这前后十几天内，共惨杀中国军民数千人。

　　[3]保南即保安以南地区。保南问题就是顺直省委与保南负责同志之间产生一些误会，从而使保南同志不接受省委领导。

　　[4]直西指河北省西部地区。直隶是河北省的旧称。

　　[5]蔡和森（一八九五——一九三一）：湖南湘乡（现为双峰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八七会议后，作为中央巡视员参加北方局的领导工作。

　　[6]直南指河北省南部地区。

　　[7]津浦即天津至浦口的铁路，后延伸成为北京至上海的京沪线。

　　[8]京汉即北京至汉口的铁路。

　　[9]京奉即北京至沈阳的铁路，奉天是满清时辽宁省的名称。

　　[10]京绥即北京至绥远的铁路。绥远是旧中国的一个行政区，今划入内蒙古自治区。

　　[11]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县人。曾任北洋陆军第十一师师长，陕西、河南的督军及陆军检阅使等职。此后曾赴苏联考察。一九二六年九月，当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攻抵武汉时，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领他的军队在绥远省（现属内蒙古自治区）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的系统而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五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由陕西出发，和北伐军会同进攻河南省。随后，他一度附和蒋介石、汪精卫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但同蒋介石集团间始终存在着利害冲突。九一八事变后，他赞成抗日，在一九三三年五月间，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冯玉祥在晚年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12]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〇）：山西五台人。早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从此长期盘踞山西，后投靠蒋介石集团。九一八事变后支持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抗战初期，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建立抗日决死队，进行抗日。一九三九年后又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

　　[13]白崇禧（一八九三——一九六六）：广西桂林人，国民党桂系军阀将领。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参与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与李宗仁等长期盘踞广西。一九四〇年参与制造皖南事变。

　　[14]张敬尧（一八八〇——一九三三）：安徽霍宁人。一九一八年任湖南督军，进行残暴统治，湖南人民曾展开驱张运动。一九二〇年在人民斗争和湘军逼迫下退出湖南。后在吴佩孚、张宗昌、张作霖部下任司令、军长等。

　　[15]c.y.共产主义青年团（Communist Youth eague）的英文缩写。

　　(1)一九二八年春，陈潭秋奉命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不久被密探所窥视。这时，北方局工作正需要加强，请求中央派得力干部前往顺直帮助处理工作，于是党中央决定派陈潭秋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顺直巡视工作。这是陈潭秋第一次巡视顺直后向党中央所作的巡视报告。载《中央通讯》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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