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销假与革命前途|陈潭秋

汪精卫销假与革命前途

　　汪精卫销假与革命前途(1)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

　　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未及三月的工夫，一路下长岳，克武汉，冲出武胜关以外；一路越大庾岭，攻下赣州，包围南昌，这种迅速的进展，不单是革命军勇敢善战，得了民众的拥护与帮助，确实不小。

　　就现在的形势而言，福建已全部动摇。浙江自夏超[1]独立后，虽未得进展，浙江早已非孙传芳[2]所有。江西革命军的胜利，乃是迟早的问题。鄂西鄂北虽未完全入革命军领域之内，但可无用多虑。四川杨森[3]已就任国民革命军军长之职。就整个形势来看，国民革命军确有胜利的希望。

　　国民革命军的胜利，不能说就是国民革命的胜利。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只是军事的胜利。国民革命的胜利，除军事的胜利以外，还要有切实的保证，才能完成。国民革命胜利的切实保证是什么？第一要革命党的健全与发展，第二要革命政治的统一与积极的建设，第三要革命领袖诚挚的合作。不然，这次北伐的结果，又逃不出辛亥革命的覆辙。

　　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其原因虽多，而一般党人放弃了党的工作，实是最大原因之一。那时的口号“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足以表示那时的革命党人对于党的认识的薄弱，也可说是没有认识。革命党是革命的总指挥机关，革命工作愈紧张，革命的党更应愈加发展，愈加健全，才能胜任指挥，完成革命的工作。

　　辛亥革命失败的又一重大原因，乃是误于当时的南北和议，使封建的残余势力仍得保留。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自然不能并存，故在短期间内，微弱的革命势力，终不免尽被摧残，以至中国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延长到十五年之久，同时政治上的积极建设，毫无表现，一般民众并未感受革命的利益，故对于革命的胜利亦无拥护之必要。现在革命势力的发展，已超出长江以北，正需要一种统一的革命的政治，而民众的政治要求更加迫切，倘没有积极的政治建设与统一的政治势力，决不能适应目前形势的需要。

　　辛亥革命失败的又一重大原因，乃是革命领袖的分裂。中山先生主张彻底革命而黄克强[4]、宋遁初[5]诸人则趋于妥协，主张和议，革命事业遂因此而遭重大打击，以致完全失败。现在革命发展的形势，并不差于辛亥，而民众对于革命的需要，也深刻了解，此时革命成功的最大关键，乃在于各革命领袖，能诚挚地合作，纾除一切不必要的隔离与猜忌，尤须防备反革命派从中挑拨。

　　最近国民党的联席会议，正在革命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举行，提出适应于革命需要的重大议案数件，足证国民党对于这次革命，不像辛亥革命时的忽视，而最值得我们满意的，乃是在正式提案以外的“汪精卫销假”的消息。

　　汪精卫[6]在国民党的历史上以及在事实上已取得了领袖的地位。从全国各级党部请汪销假的热望中可以证明，汪精卫销假复职以后，国民党的发展与巩固，至少比现在多有几分把握。汪在政治上的地位与在党的地位相同，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汪即为最主要的人物，而国民政府政治之设施，亦能令民众满意。汪销假后各方面将更加振奋，当能与革命前途以更多的希望。

　　这次请汪精卫销假复职，不单发动于各级党部之请求，蒋介石[7]亦有极恳切的电文，并请张静江[8]、李石曾[9]代表达意，这是国民党革命领袖诚挚合作的表现。

　　依据上述国民革命胜利的切实保证是要革命党的发展与健全，革命政治之统一与积极的建设，各革命领袖的诚挚合作。汪精卫果愿念革命的前途即时销假复职，则革命胜利的保证，我们虽不能十分肯定，对于革命的前途是有极大的裨益的。

　　【注】

　　[1]夏超（一八八二——一九二六）：字定侯，浙江青田人。一九〇三年入浙江武备学堂，加入光复会。一九一三年任浙江省警察厅厅长。一九一五年响应蔡锷的反袁起义，与周凤岐等密谋，于一九一六年驱走浙江将军朱瑞，宣布浙江独立。任浙江省警务处处长。一九二四年九月任浙江省省长。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起义响应北伐，宣布浙江脱离孙传芳自立，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浙江省民政长。旋被孙传芳部击败，于十月二十二日被捕杀。

　　[2]孙传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山东泰安人，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后，曾经统治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五省。他镇压过上海工人的起义。一九二六年九月至十一月间，他的军队主力在江西的南昌、九江一带，被北伐军击溃。

　　[3]杨森（一八八四——一九七七）：四川广安人，原北洋军阀，后为国民党将领。参加了护国战争。依靠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四川与刘湘、邓锡侯、袁祖铭等进行角逐。一九二六年底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一九三三年曾率部围攻红军，被击败。一九三九年制造了“平江惨案”。

　　[4]黄克强（一八七四——一九一六）：即黄兴。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近代民主革命家。一九〇四年二月和陈天华、宋教仁等组织华兴会。一九〇五年拥护孙中山组成中国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从香港到武昌，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在汉口、汉阳指挥作战。一九一二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辛亥革命后，意见与孙中山有所分歧。

　　[5]宋遁初（一八八二——一九一二）：即宋教仁。湖南桃源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一九〇四年与黄兴、陈天华等组织华兴会。一九〇五年八月加入同盟会，任司法部检事长和《民报》撰述。武昌起义后促成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起义，并筹建临时政府。一九一二年一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总裁，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于八月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在一九一二年底至一九一三年初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多数席位后，试图成立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一九一三年三月在上海车站被国务总理赵秉钧所派刺客刺杀。

　　[6]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一九二五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发动政变。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一九三八年底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7]蒋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浙江奉化人。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一九二三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到广东。一九二四年五月任黄埔军校校长。一九二六年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人，并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主席、组织部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政变。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和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并对红军先后发动了五次“围剿”。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抗战胜利后，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开始的全面内战中失败。一九四九年国民党统治被推翻后率残部逃往台湾。

　　[8]张静江（一八七七——一九五〇）：浙江湖州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的人。

　　[9]李石曾（一八八一——一九七三）：河北高阳人。一九二四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一九二八年后曾任国民党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北平大学校长、北平师范大学校长。

　　(1)这是陈潭秋发表在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刊物《群众》周刊第一期上的文章，他把北伐战争与辛亥革命作比较。他认为革命胜利必须有三个方面的保证，即革命党的健全与发展，革命政治的统一与积极的建设和革命领袖诚挚的合作。因此，陈潭秋也热忱欢迎汪精卫销假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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