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

党的机会主义史(1)

　　党的机会主义史[1]（一九二七年九月）

　　（一）党的产生时期

　　有人说：“中国C．P．从产生那日便是机会主义的”。理由是：（1）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产生的；（2）开始以来便做出许多错误。

　　这种理论完全是不对的。

　　中国C．P．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的产儿，他不是由几个大学教授产生的，而是从“五四”运动后中国幼稚的革命的工人运动产生的。他产生的时期在国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俄国无产阶级已取得政权；在国内是欧战期中，中国已相当的工业化，从香港、广州、上海以至北方纷纷开始初期的自动的罢工争斗与组织，开始移向于要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中国C．P．便是从这个客观情形之下产生的。所以他不仅不是一个机会主义的产物，乃是世界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初期劳动运动的产物。他的产生中有光荣的革命的历史背景是很明显的。现在机会主义派欲文饰其自己的罪恶，故不惜污蔑党的产生的历史。

　　党的初期不是没有错误的；但却是一些偶然的零碎的错误，而不是严重的系统的机会主义，现在列举这一时期的所谓有名的错误如下：

　　（1）所谓只注重经济争斗忽略政治争斗。这便是说：“最初的党只知做劳动运动而不知做政治运动。”后来一些懂得政治的同志所攻击过去一切做劳动运动的活动分子都是“工团主义”，其实这类错误纵有也是很稀少很偶然的；在党的初期劳动运动中始终未形成一种所谓工团主义。党的初期注重工人经济争斗，借此发展阶级觉悟与组织，这完全是对的。另一方面，不要忘记二七是中国工人第一次严重的政治争斗。

　　（2）与吴佩孚的关系。与吴佩孚接近的政策是当时国际代表主持的。彼时纵然一、二同志对吴多少有些幻想，然始终未上大当，几个同志利用交通部的职务，迅速地发展了几条铁路的工作，铲除了交通系工贼在各铁路的势力；同时在文字和口头的宣传上，亦从未散播幻想于群众之中。“二七”之后，工人代表及群众自动的决斗起来，便是对吴没有幻想的表征。这些情形与所谓“与冯合作”“与蒋合作”“与汪合作”对照一下，便知完全是不同的。所以当时利用吴佩孚的政策并未做出机会主义的错误。

　　（3）所谓第三次大会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是当时张国焘蔡和森两同志反对马林及独秀同志：“一切都到国民党内去做……”，对中国C．P．与无产阶级势力发生悲观倾向的一种反响。国焘、和森并不是根本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第三次大会前，根本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只有陈公博、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几人及一部分广东与湖北的同志……

　　（编者注：以下原件残缺）

　　（载《顺直通讯》第2期　署名：蔡和森）

　　一　机会主义下的中央政治局

　　五次大会开幕约两星期，五月十八日夏斗寅在湖北叛变，同时许克祥在长沙叛变消息亦非正式的传来。和森与立三提议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兜剿夏斗寅，若唐生智全部叛变，则直由粤汉路取湖南为根据地，再进攻湖北与广东；同时发动一切工农群众起来作殊死战，乘机扩大工农纠察队武装，并开赴前敌助战；同时提议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当时鲁易与秋白同志以为现在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左派关系的问题，只有与左派关系弄好，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现在急务便在建立此中心。

　　当时实际情形是这样：夏斗寅叛变一起，进攻武昌，距武昌只四十里（抵纸坊），所谓左派首领皆吓得面无人色，魂飞天外；民众间亦大起恐怖，纷纷逃亡，即工人纠察队亦有逃亡者。同时谭延闿、唐生智互相放出相反的宣传：唐谓此次两湖事变是由谭延闿勾结他的部下何键起来的，谭谓此次事变是唐主使的，是唐生智的苦肉计，可见C．P．一面在湖南胡闹，一面又相信唐生智之不智……。当时和森根据各方面所得材料（此时和森暂代秘书长），证明以上两种宣传都是故意蒙混耳目的，谭之参加此次阴谋固不待说，夏、许、何是唐的部下，两湖是唐的地盘，哪有唐反置身事外之理？可是鲁易当此紧张之时不仅未把政治局的中心问题置在镇压反革命上，反而把他建立在所谓与左派的关系上，这是与老鲍全然相同的。

　　和森、立三的提议采用了一半，便是叶挺及中央军校的武力都开去迎击夏斗寅，工人纠察队要求国民政府从汉阳兵工厂发二千支枪，并几千元月费，汪精卫等在口头上答应了。中心问题既然还是“左派”问题，于是对于夏斗寅的叛变只当作是一件临时的事变去应付。中央政治局的全副精神力量自然只集中于所谓左派关系问题。这便是我们在两湖失败的致命伤。两湖始终是由于放任夏斗寅、许克祥的暴动在肘腋之下长期发展失败的！假使中央政治局一开始便集中全力于剿灭反革命，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巩固两湖根据地，我们决不致遭受后来那样不荣誉不争斗之可耻可羞的大失败。假使当时认为中心问题，是以全力扑灭夏、许及唐、谭一切反革命的阴谋，结果也许可使所谓“左派”自动摇而稳定，由离心而向心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改良与左派的关系。因为所谓左派完全是随势转移的；夏斗寅、许克祥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发展，他们一定要趋向于反革命；我们工农能以自己力量剿灭一切反革命，他们也许中断反革命的倾向。

　　当然以上所说，都属事后追论。当时和森、立三并未真知著见到如上所说之深切。不过假使当时鲁易能因和森、立三那种本能的偶然的提议，把中央政治局的火线集中于发动自己的势力去扑灭一切反革命和阴谋，两湖是决不会失败的那样迅速和可耻。

　　在夏斗寅叛变时的紧急会议上，除了决定一些叶挺出军及发动民众势力，扩充纠察队等办法之外，又推鲁易起草一个关于夏斗寅叛变的宣言，在此宣言中，现在可指出两点错误：（1）承认农民运动的过火，但不是中国C．P．做出来的，乃是农民自己做出来的，便是说中国C．P．不负此过火的责任；（2）承认C．P．不仅保卫工农利益，并要保护中等阶级工商业者之利益，号召这些中等阶级工商业者不要受夏斗寅的蛊惑欺骗。从这两点看来，可见鲁易也丧失了头脑和原则！

　　不久湖南许克祥的马日事变证实（但中央特派员李维汉同志及湖南省委始终无报告来），老鲍异常焦急，急欲与平山及国民党中央所决定的查办代表团（老鲍、平山、彭泽湘、陈公博及唐生智代表二人）赴湘，一面查办许克祥的叛变，一面查办农运的过火。此事是老鲍决定的，鲁易是反对的。结果老鲍偕此查办团行至岳州，许克祥来一逮捕与就地枪决之电，六人皆逃回武汉！老鲍这种主张当然是很错误的：（1）查办农运过火是原则上的错误；（2）不想用武力去对付反革命，而想用合法手段去查办反革命，根本是笑话；（3）“单刀赴会”的故事演不成，结果更丧失了所谓国民政府及老鲍的威信，反革命愈益张目。鲁易反对是对的；可是鲁易也只知消极的反对，并提不出积极的办法。

　　在有一场政治局会议上，鲁易与老鲍各自发表长篇的演说。老鲍的大意是：（1）现在国民党的左派还是好的，他们没有甚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2）我们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合作是中心的问题，假若现在我们与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完全的失败，我们将甚么也没有；（3）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便是指与他的现在的中央合作。国民党的中央现在还是好的，离开他的中央，或推翻他的中央这不是决裂便是政变。现在党内有此危险的倾向，应攻击此倾向（暗指鲁易）；（4）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等，便是我们的胜利，便是土地革命；（5）C．P．中央及一切工农会现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最近所公布之一切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

　　鲁易的大意是：（1）现在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已经不是左派而是土劣、地主、军阀的代表。我们应号召左派群众起来推翻他们；（2）推翻国民党现在的中央，并不是根本决裂与政变；（3）我们现在应一直到工农民主独裁制（未多说理由）；（4）C．P．中央应发宣言反对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近日所公布之一切反动的法令，在这些法令中不仅反工农运动，并且保护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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