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蔡和森

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及中日战争等役以来，中国已被国际帝国主义夷为半殖民地，人人知道他实际上已不是独立国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协定关税”，“治外法权”这些都是国际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必要的政策，而中国莫不一一躬受其赐。最近华盛顿会议，承美国帝国主义者特别关照，教中国代表自己提出宰割中国的十大纲，由此中国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就铁案如山了。从前国人一闻“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话，便知道是瓜分宰割的代名词，奔走号呼，以图抵制；可是现在这种政策一经美国帝国主义的运用，亲美派少年外交家的传述，国人都象催眠术中的被催者一般，大家都做了美国和亲美派外交家的留声机，以为“华盛顿会议后，中国国际地位增高了”！

　　华盛顿会议后，中国国际地位果然增高了吗？我们试看：从前所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其含义不过止于商埠，现在则公然规定普及于中国一切工商业，换过说就是中国今后一切工商业均须国际帝国主义共同支配。这样一来，不是于“协定关税”外，更加一层“协定工商业”的束缚，中国国民经济尚有自由发展的余地吗？至于政治方面呢，华盛顿会议，除重新将中国置于英、美、日、法的保护（美其名为尊重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全）之下外，更明白规定他们可以协助中国设立“有效而稳固的政府”，然则中国在国际上，还有政治的独立可言吗？

　　中国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自由发展，都是国际帝国主义所最忌刻的，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工又多，假使政治修明，自动的开发实业，必不难在短期间发展为新兴的工业国，不但国际资本主义将丧失其惟一可以延长命运的市场和销路，而且中国更廉价的制造品将与之竞争于世界市场。这种可能的利害冲突，国际帝国主义是非防制不可的，故他们自来对于中国政治革命运动只有压迫（最近如广州英国领事之助陈压孙）而无帮助，对于中国国民经济，更是协同握住其生机——如协定关税——而不容他自由发达。所以华盛顿会议不过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强盗，协定一种共同不相冲突的步骤——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来宰割中国，永远使中国为他们商品的尾闾，原料的供给场，瓜分蚕食的目的物罢了。在这样可怕的协同侵掠的政策与羁轭之下，中国国际地位会增高吗？

　　国际资本主义发达到今日，已把占全人类四分之三以上的经济落后国和弱小民族隶属于英、美、法、日最少数帝国主义的支配阶级之下，几乎可说，全人类生杀与夺的机栝完全操纵在这班强盗手里。经济落后国和弱小民族生存于这样可怕的帝国主义国际情形中，除甘愿永远为他们的奴隶及常常被他们不时而起的帝国主义战争牺牲外，只有结合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掀起世界革命。

　　世界革命的形势，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长期的酝酿，现今业已成熟了：第一，世界革命的先锋军和策源地——苏维埃俄罗斯——不仅业已诞生，而且渐渐强壮；第二，爱尔兰、土耳其、印度、波斯、埃及、菲律宾，以至朝鲜和安南（本年上二月，曾起了一次革命，因法国帝国主义者严禁此项消息露布，故中国报纸，只纪载一次）等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莫不业已发生激急的革命独立运动；第三，上次帝国主义的大战，和战后协约国倒行逆施的政策，及资本制度本身的不可复苏，业已把全世界的经济秩序紊乱无极，经济恐慌，失业恐慌，生活昂贵，日形紧张，无法救济，因而中欧、西欧、南欧各资本主义的大国，莫不滚入社会革命的最高潮而无法挽回。我们想一想：这样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他的命运还可长久吗？

　　现今各资本帝国主义的强国，既没法子解决社会问题，更没法子解决国际问题——因为都要待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身才能解决——所以对内对外只有“武力解决”之一法，因而把现在世界造成为恐怖，流血，战争不停的世界。但是他们这种残暴的方法，已经渐渐用不灵了：对外既不能推翻不共戴天的苏维埃俄罗斯，对内又不能剿灭革命的工人阶级。结果只有加倍的掠夺弱小民族和经济落后国，协调步骤，向那蚕食了半世纪还没食完的中国进发。

　　在历史上必然的历程看来，中国将来真正的独立与解放，非经过世界革命的潮流不能成功；而现在要提高国际地位，更非与业已在国际上占新的重要地位之苏维埃俄罗斯携手，不能为力。我们要了解苏维埃俄罗斯在国际上的新势力与新地位，看看最近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邀请他在柔鲁开对等会议的经过，德俄条约的影响，及土耳其国民党政府提议协约国须会同莫斯科政府才得谈判近东问题的事实，就明白了。

　　数十年来，中国包围于国际帝国主义之下，寻不着别的出路，而地理上最密迩的帝国主义恶魔，尤莫如日俄两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俄罗斯帝国主义及他与日本所订关于瓜分中国种种密约，随着消灭，不久苏维埃政府更通牒中国，抛弃俄国帝政时代在东三省及其他地方所掠夺之一切土地、矿山、中东铁路、庚子赔款、治外法权，及其他一切特权。这样一来，中国国际地位，确是绝处逢生，理应急起变化，与苏俄联合以抵抗日本及其他英美一切帝国主义的压迫。但事实不然，北京政府，早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外府和支店，故完全以日本政府之对俄政策为政策，不以中国本身之利益为标准，而以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利益为标准。最近政变，亲日派下台，而亲美的外交系继之，故对俄政策又完全仰美国帝国主义的鼻息为转移，如顾维钧对于越飞之冷淡无诚意，及委美国顾问辛博森代表中国政府赴长春会议，就是明证。

　　无论亲日派或亲美派，都是借口“撤退驻蒙红军”为中俄先决问题。他们服从国际帝国主义的指教，认蒙古民族独立自决，为俄罗斯占领蒙古，他们只听说红军驻扎蒙古，而不看见英、美、法、日帝国主义的军队驻扎在中国的首都，并且割据或租借了中国一切重要的军港和商埠；他们只知苏俄不肯轻易撤退红军，而不知红军一旦撤退，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将资助白党（即旧帝制党）以遂其反革命的阴谋。更有一层，他们对于苏俄无意占领的蒙古问题看得这样重，同时对于苏俄宣布退回而中国反任旧党霸占的中东路问题何以看得那样轻？这没有别的，不过苏俄为国际帝国主义所排斥，他们也跟着排斥，旧党反革命党为国际帝国主义所宠任，他们也跟着宠任罢了。这就是他们常常自己所称叫的：“弱国无外交”。

　　还有一层，国民是应该郑重注意的：以国际帝国主义对于土耳其的惯技看来，常常挑起土耳其民族与非土耳其民族间长期不解的纷争，以坐收渔人之利，故为同隶于一版图的被压迫民族计，惟有互任并互助其各个之自决与独立，然后再联合以抵抗国际帝国主义。最近土耳其国民党，对于纷争最烈的亚尔梅尼就是用这个原则解决的，所以现在亚尔梅尼不仅不与土耳其为敌，而且反与土耳其联盟以反抗英希的侵略。这是我们对于蒙古西藏应当取法的。

　　总括说来，我们对于中国人民惟一好友之苏维埃俄罗斯，早应立刻承认立刻联合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并提高中国国际的地位，使中国人民得渐渐跑近独立，自由，和解放的道路。故我们现在主张觉悟的人民，应一律起来压迫那自来亲附国际帝国主义的北京政府，即日承认苏维埃俄罗斯，与长春会议同时开一中俄会议，以解决中俄一切问题。这个目的未实现以前，我们更希望革命的领袖，和各界觉悟的人士，毅然起来促成中俄人民直接的交谊和联合，以纠正附随国际帝国主义的官僚外交！

　　（载《向导》第3期　署名：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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