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陈独秀

“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在此次学生反日运动中，除一般学生因国事危岌而左倾外，改组派和国家主义派也都起了相当的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否认政党有在群众斗争中起作用的必要；问题是在某一党派在群众中所起的作用，是真正为了政治进化而斗争，或是单纯地为了它的政治地位而斗争；是在政治斗争中起了正的作用，或者是负的作用。

　　要认识汪精卫所领导的改组派和国家主义派在学生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怎样，首先便要查考他们的政策是怎样。

　　改组派的政策，在对外问题是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很明显的，抵抗与交涉是难以并行不悖的，他们的真意当然是交涉而不抵抗，所谓“一面抵抗”不过是门面话。汪精卫说：“现在有些人，他们说，现在观察国民党的政府，如果和日本宣战，打败了后，国民党一定要灭亡；否则如果国民党与日本讲和，则可以加国民党以卖国之罪，也是要灭亡的。在国难当前的时候，谁也不应拿外交来对付内政。”照他的说法，他当然不愿意因宣战而致国民党灭亡，只有希望国人不以外交来对付内政即是不加国民党以卖国之罪，使它能够与日本讲和，以免“危害党国”；所以他们的覃振，更爽快坦白地说：“现在对日，不应言宣战，当速改宣战而言备战。”改组派这样的对外政策，和蒋介石政府的对外政策有什么不同呢？他们的对内政策，是标榜“推倒个人独裁”和“建立民主政治”两块招牌。可是在实质上，他们所谓“推倒个人独裁”，即是以他们一部分人的独裁来代替蒋介石个人的独裁；所谓“民主政治”，乃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甚至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阀官僚的民主，而不是政府对于人民的民主，也就是汪精卫所说“以均权求共治”，其对待人民之反民主的党治与训政，仍然和蒋介石政府的主张一样，照旧不动，如果有人想动它一动，便是反动，便是危害党国，便“不许其有存在之余地”，汪精卫所谓“均权共治”之具体方案，即是组设各地方的政治分会和军委会，据伍朝枢最近的表示：“（一）关于设立政治分会事，为应时势需要（陈济棠、张学良的需要吧！）起见，在某区域组设分会亦无不可；（二）既有组设军事国防委员会之主张，亦为应付时势计，将来或在东北西南各成立分会。”这样的“均权共治”，不但和李石曾的“分治合作”是一个东西，并且是陈炯明的“联省自治论”之复活，这样，只有使中国的财政与经济更加分裂与削弱，更加离国家统一愈远。

　　汪精卫所领导的改组派，其对外对内政策，并不比蒋介石政府高明，他们要赶走蒋介石，显然不是为了政治进化而斗争，而是为了他们的政治地位，所以蒋介石下野的消息一到上海，他们即在上海学生中鼓吹“蒋已下野，学生已无赴京之必要”；所以在蒋介石宣布下野数小时以内，汪精卫即宣布“少数不良分子欲假借对外问题以危害党国，譬诸败群之马，自无许其有存在之余地”；所以在蒋介石宣布下野三日之内，陈铭枢即用刺刀来对付学生，造成“一二一七”血案，即改组派中较左的“民众三日刊”派，也认为“一二一七”血案是学生的“错误和过失”，他们对待学生运动，达到驱蒋目的之后，便看做榨过的柠檬了！学生群众必须及时认识，改组派之于学生运动，现在只能起负的作用，除非在某些地方某些权力和蒋派还有争夺时，尚需要利用一下学生运动。

　　国家主义派，更无所谓对外对内政策，他们曾在《民声周报》上向国民党表示：“为当前的国民党打算，在这种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国事公诸国人，亦是减轻责任，使人民共赴国难的一个办法”，“我们希望马上有个集中全国人才，代表全国各派政见的国防政府产生”，“我们在内政上的一切政治主张，政治成见，都愿意牺牲。”很明显的，他们唯一目的就是哀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容他们到所谓“国防政府”里尝一点官味。如果国民党需要减轻卖国的责任，只要国民党带他们玩，他们愿意牺牲一切政治主张，为国民党分谤。所以殴打陈蔡事件的“一二一七”血案一发生，他们认为学生运动不但超过了他们的目的，而且根本违反他们的目的，得罪了国民党；马上国家主义派所领导的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会，一面致电慰问蔡元培，一面致电赴京示威学生，宣告“北平学生对外交部捣毁文件，又赴中央党部殴击蔡陈两先生，本会……对于此类不辨是非利害之举动，认为不当”。国家主义派所组织的上海市教育界救国会，也发出劝告学生复课书说：“目前形势渐见发展，锦州中立，天津共管，直接交涉等问题，暂时或不至实现，而蒋介石氏亦知国是难巨，来日大难，而急流勇退，通电辞职矣。我青年学子，处此时机，当决然跃出漩涡，归洁其身体，约束其思想，潜修其德业……国民恬静（恬静与镇静有别乎？）精神乃可以集中……诸君今日宜勒马峻坂，返动为静（又来一个‘静’！）……”这就是国家主义派对于“一二一七”血案的宣言！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暴行，正在有加无已；国民党政府无论是蒋介石真下野，或是他马上就会复辟，他们的“不抵抗”、“极端避免与日本冲突”的“常轨”，他们自己是不会“逾越”的，全中国民众能够“恬静”的跟着他们当亡国奴吗？“一二一七”血案，只是民众反日运动暂时的挫败。历史是不会长久开倒车的，改组派和国家主义派之开倒车，并不能阻止爱国学生之再起而且更加猛进，只是他们自己在全国学生群众面前宣告破产！

　　经过了“一二一七”血案，学生运动，当然要自觉地转换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时间、精力和热忱于工人、农民和兵士方面来，只有这一新方向之转换，才能使反日运动进到更高的阶段。国家主义派所谓“反动为静”和“跃出漩涡”，这样的转换方向，只有埋葬学生运动，埋葬反日运动！

　　十二月二十三日

　　署名：三户

　　《热潮》第四期

　　 1931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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