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来的革命发展前途|陈独秀

中国将来的革命发展前途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五日）

　　因为协委第一次纲领草案有“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句话，引起了刘仁静同志的驳论，接着第三期“十月之路”和二十三期“我们的话”对仁静同志的驳论都加以反驳，像这样热烈的政治争辩，无论它本身是幼稚或是深刻，都算是我们队伍中最好的现象，虽然争辩的态度中还有些非科学的方法。无论如何，我们的进步只有由堂堂正正的政治争辩得来，不能由作政治的相互诋毁得来，至于从组织上弄阴谋诡计小把戏，更是自杀！

　　我以为这回争论自始就不该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这样的题目。因为这一问题在我们左派反对派中已不应该讨论，并且事实上在大家争辩的文件中，都未曾否认中国将来第三次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定论，只要大家不用枝节之词或是用整个革命的性质把问题弄混乱了，我以为争点很明显的是在“引起将来革命的因素是什么”，“是否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是否在最初阶段还会经过民主时期”，“在什么时候踏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这类问题。所以我现在只提出“中国将来的革命发展前途”这样的题目来讨论，并且我认为在托洛斯基同志的文件中，已有相当地解答了这类问题。

　　一、“没有完成或者没有完结自己的民主革命的国家，有它自己的极重要的特点……在殖民地国家因土地问题之尖锐和民族压迫之不可忍受，幼稚的和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之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不断革命论）

　　二、“革命民主运动达到一种阶段，那时蒋介石已经不能拿住军事机关在其手里，而共产党人也不能够夺取政权，革命发展的这种过渡阶段，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个时代，将产生一种中国式的两重政权，新的‘临时政府’，国民党和第三党联盟等等。这种政制，将是非常动摇的，这种政制不过是到无产阶级专政去之一个小小的阶段，但是这种阶段是可能的”。（最近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

　　三、“第三次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中是否得以别样更缩短的形式重演过去的‘全民战线’，这是有可能的；然而这一时期，将只是使中国共产党提出其‘四月大纲’于民众的面前，就是说提出夺取政权的纲领与策略”。（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

　　四、“第三次革命（虽然中国经济比俄国落后些）连像俄国十月革命后半年的‘民主’时期也不会有（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七月），而将于开始时就要坚决的动摇而且推动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同上）

　　在托洛斯基同志对中国革命发展前途这些远景的观察这些历史的假定中，我们可以得着几点结论：一、在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中国，民主任务仍然是能够引起将来第三次革命之因素，这一革命因素，不但不能用做第三次革命性质仍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由，并且反而正因为有这一因素，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所以能够比在先进国家早些获得政权。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可以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上获得政权，便不能否认在将来革命高潮之最初阶段中会有很短的民主时期和两重政权之可能。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史大林派“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整个时代”的见解，便否认整个的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中任何小的过渡阶段。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高潮之最初阶段中，即应提出其夺取政权的纲领与策略。在革命暴动之胜利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开始，即应和完成民主任务同时踏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连像俄国十月革命后半年的“民主”时期也不会有。

　　这也就是我对于中国将来革命发展前途的估计和意见。

　　因此，我以为像有几个同志所说“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样的客观估计，是未必和将来的事变进程相符合的。同时，像仁静同志所说“无产阶级专政和国民会议所要解决的是一个任务，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在落后国家，国民会议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是外壳与内实之关系……真的国民会议，必与无产阶级专政之实现同时，而成为后者被去掉之外壳”。（《明天》第三期）我以为这样的说法也是不对的。托洛斯基同志在论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就说过：“社会民主党的直接任务，将是完成民主革命，但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自限于民主政纲，他将不得不跑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自传）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性，国民会议无论“算”到如何的程度，也不能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二者之间有阶级性的根本分歧，如何能说只是外壳与内实之关系！

　　仁静同志在另一文章中，曾引用托洛斯基同志的话：“落后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在我们时代直接的引到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乃将社会主义的任务置之于议事日程。”这样说法，便完全没有毛病了。

　　中国的革命“是以民主要求开始，而以社会主义终结”。仁静同志这一总的结论我以为是对的；张霆同志也认为“这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张霆同志接着又说：“我们同刘仁静的争论，都不是这一问题，而是在这中间——自民主要求开始至社会主义终结——是否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时期的问题。”刘仁静回答我们：还要经过。又如王文元同志说：仁静主张“先单独解决民主任务，然后开辟社会主义的道路”。可是在我所见过仁静同志的文章中并没有这些话，如果根据仁静同志“无产阶级专政和国民会议所要解决的是一个任务，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公式”这类说话，和他始终把补助的暂时的引导至革命道路的民主口号，当作我们的前途或目的，批评他有因反对轻视民主斗争而走到另一极端的错误，这却不是完全没有理由。

　　张霆同志虽至今尚坚持“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然同时却又说：“我们肯定地说，第三次革命一开始，无产阶级即应采取夺取政权的路线。”王文元同志最近也说：“所以我说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要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劳他同志也说：“究竟第三次中国革命‘一开始’时，我们应不应该即坚决地进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呢？如果是应该的，那么革命的‘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他又说：“如果我们一方面拥护这条路线，同时又反对革命‘一开始’时是这条路线，这是非常滑稽与不合理的。”同志们！我们要注意：客观上天然的一开始“就是”和主观上党的路线一开始“即应”“就要”，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我们讨论问题时，必须把客观的估计和主观的主张分别开来，才免得论点的混乱，更不可把别人的客观估计指为主观的主张。如果是从主观上说即从党的路线说，在今天即应肯定地说：“我们的战略之总路线是在夺取政权。”如果单就主观说即是单就党的路线说，至少我们的党是从去年六月十一日已坚决地采取了夺取政权的路线，并且在此以前早已有了所谓“苏维埃政权”与“红军”，这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已经开始一年多了呢？在我们的主观上，在我们的战略之总的路线上，当然不反对夺取政权，当然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然而我们左派反对派和史大林派的争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不但张霆同志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以民主要求引起……这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王文元同志他不但说“新的革命运动虽然是一定的民主口号引起”，并且说“多半还要在这种口号之下夺取政权”；劳他同志也说，“我们丝毫也不忽视中国革命是以‘民主要求’为开始”。我不懂得怎么同时又都会坚持“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类的客观估计呢？

　　最奇怪张霆同志说：“我们即或□然的与资产阶级联合成立克伦斯基政府。”王文元同志也说：“到底在将来中国革命事变的发展中是否会有中国式的克伦斯基政府发生？我们的回答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谁也不能说在第三次革命中决不会有。”劳他同志也说：“在将来中国革命中要‘在苏维埃基础之上会产生一个俄国式的克伦斯基政府’，是不可能的，可能的是麦克唐纳尔式的政府……它的存在只能是：一个很短时期……就是向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个小的阶段。”无论是中国式的克伦斯基政府也好，麦克唐纳尔式的政府也好，总不能说它有一丝一毫社会主义的气味。只要不能绝对否认它会在将来中国革命中发生的或然性和可能性，即令是一个很短时期，是一个小的阶段，我们便不能肯定地说：“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十月即社会主义革命。”

　　张霆同志和王文元同志，在纲领草案的讨论中，都曾坚持要写下这样的一句：“真正的国民会议只有经过武装暴动来召集。”到了举行武装暴动，则革命之发展已经不是最初阶段，而是最高阶段了。国民会议无论“真正”到如何程度，也说不上什么社会主义，这样又怎样地会说“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呢？

　　反对派肯定地说，“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不是等于否认整个第三次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呢？我以为不是的。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引起革命开始的因素，也不在革命发展之最初阶段是怎样，也并不仅仅由于革命党所采取的路线，而是实际斗争的发展达到那一阶级的政权。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第三次革命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仰还是民主专政的胜利，这是决定第三次革命性质的唯一关键。

　　“资产阶级的革命一开始，无产阶级就把夺取政权的问题放在自己的肩上。”这是不断革命的路线。倘然有人说，“社会主义革命一开始，无产阶级就把夺取政权的问题放在自己肩上”，这不但无所谓“不断”，而且也太滑稽了！

　　倘然有人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所以夺取政权的革命暴动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自然是百分之百的真理！

　　署名：独秀

　　《无产者》第十二期

　　 1931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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