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陈独秀

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

　　（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策，在有革命局势时和没有革命局势时，是不相同的。这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浅近真理。”（列宁）

　　中国过去的革命是否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是否尚未到来，现在的阶段是否还在两个革命间之过渡时期，换句话说，现在是否已有革命局势，这是决定现在政治斗争的策略与口号之先决问题。

　　中国的革命局势，不仅单就本国情形来看，它和国际的革命局势也有密切的关系。共产国际能够依据整个的国际局势，对于中国革命给予以正确的政策之指导，更有绝大的影响。十月革命后，自西欧各国革命失败，世界革命潮流移到东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如有正确的政策指导中国党，中国革命如果成功，必然影响到欧洲革命高潮之再起。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是世界革命之整个的时期，中国革命失败，这一时期乃告了结束，从此世界革命形成了退潮时期。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一九二八年）所谓世界革命已进入第三时期，这不过是史大林、布哈林这班国际领导者说几句空洞好听没有证据的话，以安慰群众，以遮掩他们自己对于中国革命之机会主义政策失败的羞颜。瞿秋白说：“世界革命进入第三时期即非事实，亦不妨写在决议案上。”好乖巧的孩子，真能仰体上峰的意旨！现在他们竟弄假成真，居然信口胡吹“欧美和东方革命新高潮的兴起”，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了。他们把历史上自有工厂即有经济斗争的罢工，都算是革命高潮；又把自己盲动命令所造成的柏林五一示威和卸甲丢盔的各国八一示威，也算是革命高潮；甚至把反动势力进攻苏联，法西斯特派及工会官僚进攻赤色工会和工会中的革命派，大批的开除革命工人出会，各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到处都转到反革命的营垒去，到处都发动反共产运动，也都算在革命高潮之内，这真是无聊之极！革命高潮，必须依靠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在阶级对比上加强，在阶级的斗争之进展上，能够适时地向走近崩溃的统治阶级蜂起进攻，才能形成。单是被压迫阶级之困苦，统治阶级之压迫和资本及一切反动势力之进攻这些客观条件，不一定时时都会促成工人群众的革命高潮。现时欧洲工人群众虽然有往左的倾向，而目前尚未左倾到脱离社会民主党的圈套，尚未左倾到共产党方面来。在共产国际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领导之下的各国共产党，这几年来在数量上，在政治地位上，大部分是削弱而非加强；同时，改良派的社会民主党和劳动党其势力反日见增长。国际帝国主义间，尤其是英美间和美日间的利益矛盾虽然日益加紧，而目前尚在利用改良派之暂时的弥缝，以和缓战争之爆发，以便各自钩心斗角地力争武装和外交之制胜。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上层在革命中的作用，已经告终，革命的使命正在由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上层转移到无产阶级的期间；在这一期间，因为各殖民地无产阶级的党不健全和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上层之背叛，革命运动不免还要经过许多困难与顿挫。此外，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即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联及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犯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没有正确的政策能够脚踏实地地推动世界革命的主力军——下层群众势力向前发展，只有向上的让步妥协和向下的不适时机的盲动；并且苏联本身也有了右倾和保守政策所产生的危机，影响到世界革命运动进展之迟缓。因此，国际一般形势，只是在革命新高潮之酝酿时期，并不是什么“世界革命高潮之前夜”。所以国际右派的取消倾向固然是错误的，而盲动主义的史大林派大喊“革命复兴”、“新的革命浪潮”、“第三时期”，也是错误的。

　　单就中国讲，自从共产国际及中央以机会主义的政策断送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组织都溃散了，党与工农群众断了联系，党本身也几乎解体；紧接着革命失败群众溃散之后，又加上共产国际的盲动政策，自从八七会议一直到现在，经过两年多盲动主义的摧残，不但工农群众的组织没有恢复，即各地散漫的一些经济斗争萌芽，都被党的盲动政策铲除干净；阶级力量之对比及阶级斗争之进展，既然是这样的状况，那里会有革命高潮从天上掉下来！因此，资产阶级的军阀在战胜无产阶级及农民之后，虽然经过其内部不断的战争，仍然能够从容地巩固了他们的军事专政的政权，厉行对革命势力之白色恐怖，形成了中国革命低落之整个时期的现阶段，即反革命的阶段。这一现阶段是过去革命中及革命失败后一切事变一切错误政策所积累之结果，同时也就是走到将来新的革命高潮所必然经过之道路。我们若不认识现阶段，则过去的失败不能给我们一点教训与经验，并且眼前复迷陷在乱山中，找不着怎样由现在的政治斗争开步前进走向将来新的革命之出路。

　　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一点也不认识中国革命由三次失败（上海、武汉和广州），所形成的现阶段是什么，并且他们实不愿意认识它是什么。这就是因为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布哈林为了要掩饰他们自己过去引导中国革命三次失败的机会主义政策之破产，为了避免证实托洛斯基同志对中国革命政策和事前预料之正确，乃始终讳言中国革命失败，始终说中国直接革命形势依然存在，乃由极右的机会主义一跳跳到极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冒险政策。那时在莫斯科如有人敢说一声“中国革命失败”，马上被斥为“取消派”、“托洛斯基主义”，直到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一九二八年三月），他们自己也觉得中国革命失败的形势已再遮掩不住了，才把盲动政策的错误推到中国党身上，说中国党犯了盲动主义。可是把革命已经失败误信为直接革命形势依然存在的中国党，那时已经撞得头青脸肿，已经把工农群众的组织彻底肃清，把党的干部及一般积极分子摧残殆尽了！即在第九次扩大会，国际领导者仍然是说：“中国目前的情形是一种革命潮流在两个浪潮中间……现在正在新波浪开始的前面，在新高潮的足下。”到了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的中国党第六次大会（一九二八年八月），国际领导者一面口头上大喊反对盲动主义，一面又大喊，“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我们面前是一个大的全国革命的高潮”、“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并且还说，“武装暴动在有几种例外的情形之下是可以干的。”同时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对于中国问题的根本见地，仍然和第九次扩大会一样，胡思乱想地在什么一个潮流两个浪潮中间乱滚，根本不认识现在是没有一点浪潮革命低落的整个时期，所以它仍然和第九次扩大会一样，虽然嘴里大喊反对盲动主义，手里所做的自然只有盲动，除非是不动；所以虽然承认把“武装暴动”变为宣传口号，虽然说：“只有到新的革命高潮成熟时候，这个口号才重新变为直接行动的口号。”而未能前进一步指示中国党在革命高潮未成熟以前现时的政治斗争中，用什么做行动口号，而且反对中国党用国民会议的口号。一直到现在，他们自己还没有向中国党指示出来任何政治口号。这自然是因为他们始终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即在前面，即在足下，“武装暴动”的口号已在喉中呼之欲出，用不着别的政治口号；否则便是认为现时不必做什么政治斗争，不必有什么行动，一总等到新的革命高潮成熟时再武装暴动。此外，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失败后新阶段中的认识与策略，没有一点别的高明见解。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第六次大会反对中国党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和其第七次执委扩大会（一九二六年）反对中国党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同样是不认识新的客观局势，同样是把中国党送到绝路上去。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无论在过去或将来的革命高潮中，都看做金科玉律，一步也不敢越过它的范围，独有在没有革命高潮的现在，反而把提出民主主义的口号当做机会主义，这是什么理由，不但别人不懂得，恐怕他们自己也不懂得。最近国际第十次执委会（一九二九年七月）以来，他们索性决定中国新的革命浪潮已经成熟（附注一）；那么，“武装暴动”当然要重新变为直接行动的门号了，所以江苏省代表大会已经发出“地方暴动”的口号。将来弄糟了，当然仍旧是归咎到中国党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和不久以前对于富农问题归咎到中国党犯了机会主义是一样。像这样的国际领导机关，那里还有一点资格配领导世界革命！

　　统观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失败后现阶段之认识与策略，中间虽然经过一些曲线，而始终一贯的精神是：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并未完全失败，一直到现在还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对于现阶段的策略，始终是直接进攻，始终是武装暴动与苏维埃政权，民主的要求口号与运动一点也用不着。这分明是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变成了“革命高潮不断论”。这种不断论表现得最充分的就是中共第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案所谓“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承认中国仍旧在革命的阶段，是把中国现在的反革命阶段和将来的革命阶段混乱在一起。由这样现在和将来不分的混乱思想，遂产生混乱的“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政纲”，就是所谓“中国革命之十大要求”，把目前日常斗争的口号，过渡时代的要求和将来夺取政权的政纲，都混合在一起，就是把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混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不学无政府主义者，两眼只看着最后的目标而放弃目前的现实的政治斗争，对于现阶段，我们必须有深刻的认识，必须认识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二次大革命已经过去了，是完全失败了，各国革命史已告诉我们，大革命失败之后，必然经过一个反动时期，中国也没有例外，无产阶级在这反动时期的现阶段中，应一面采取防御战略，培养自己的能力，彻底反省过去失败的教训，溶化过去革命伟大的经验与教训，以锻炼自己，重新团结离散的队伍，在日常生活的斗争中积聚阶级的力量，以筑下将来新的进攻时自己阶级力量的坚固基础；一面重新估量现阶段中新的客观局势，采用现局势所需要所可能的策略与口号，重新闯进政治舞台，由现在的政治斗争，开辟新的革命环境，从反动时期的现阶段，走到新的革命阶段。

　　中国从辛亥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五年——二七年第二次革命，中间相距至十余年之久；从第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到将来的第三次革命；其间距离之长短，是要靠国内的阶级斗争进展之形势及国际形势来决定，此时还没有人能够预见。但其间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的现阶段，这已经是一件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我们的责任，不是在否认这一过渡时期的现阶段，而是在怎样发展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加速这一过渡时期之缩短，怎样努力参加现阶段的政治斗争，减少从反革命阶段到革命阶段的障碍与困难。现阶段尤其目前的局势之特征是：

　　一、自机会主义的政策断送了革命，盲动主义的政策铲除了革命的势力，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犹未回复其创伤与勇气能够立起来和统治阶级作最后的决死战。在目前所有的斗争中，都只是对资本进攻的防御战，根本没有武装暴动的进攻之可能，连即时实行准备武装暴动也谈不上；尤其是缺少一个有团结力有战斗力有正确政策的共产党。此时虽然各地劳动者和店员有些对于资本进攻的防御斗争，即令各地再有些农民饥民兵士散漫的骚动，而没有整个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力量有计划的有准备的为之领导，也决不能形成革命的群众运动高潮，很容易为统治阶级各个镇压下去。

　　二、资产阶级在击败无产阶级屠杀工农民众之后，不能不容忍在国民党训政之下各系军人的军事专政，以镇压工农革命之激进，以保持他们在革命中所获得的利益。国民党各系军人代表各地方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互相冲突，发生了蒋桂，蒋张，蒋冯，蒋唐等资产阶级内部争夺政权的公开战争。这些战争的结果，都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走向崩溃，而是走向逐步的统一与相当的稳定（附注二），虽然其前途尚有不少的困难或意外的阻碍；其主要的有力的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东南的银行工业资产阶级即中国资产阶级的中心势力和帝国主义特别是需要向中国输入资本的美国急于在中国扩大市场的德国，各应他们的需要，都一致企图援助中国代表整个的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之统一与稳定。

　　三、通常资产阶级政治上的统一与稳定，乃是其经济复兴之可能的前提。现时中国经济复兴的程度虽然还是很迟缓，而前去两年的对外贸易额则已逐年递增，即以上海一口而论，去年一月至十一月对美国输出总额比前年增加美金一二九一五六六三元，其中增加最多的是纺织品及其原料，共值三千五百七十余万金元，比前年增加一千三百余万金元。这种未能脱离殖民地地位之低度的经济复兴，不但不至消灭革命，并且因此重新团聚离散的工人队伍于生产机关，增加工人阶级的自信力，扩大工人组织及扩大共产党影响的条件。其最终结果，将至重新引起一切未解决的问题之紧张和加紧阶级冲突（军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之间的冲突，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跟着不可免的新的经济恐慌一到来，将成为革命的推动力。

　　四、国内外一切矛盾仍然存在，在帝国主义势力宰制之下的中国资产阶级，它的政治和经济都不会发展到能够解决中国目前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即民主革命的任务（如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独立，土地革命等），革命的巨潮仍旧潜伏的存在着。

　　五、国民党资产阶级军事专政所产生的苛捐杂税，战祸，灾荒，物价腾贵，使一切下层民众尤其是工人对于加时减薪、贫农对于耕地缺乏与高利贷，一致感受暴政和贫困之严重的压迫，一致对于现状不满，急于寻找政治的出路。被欺骗而投降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因身受国民党政府暴政苛税之苦，又开始左倾，开始厌恶剥夺政治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的军事专政，要求民主政制即立宪政治。甚至于资产阶级本身，也渐渐感觉到军事专政对于他们资本主义之发展有所阻碍，渐渐需要适合他们利益比现时较民主的政制。

　　依据这些特征，自然是没有革命高潮的局势，并且革命高潮也不会有马上到来之可能；然而在两个革命间之整个的过渡时期中，目前的局势已经有新的变化。这一变化，并不是表现革命高潮成熟，而是表现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和各阶级反对现时军事专政的斗争之开始。这一运动这一斗争做得愈有力，则现在的过渡时期愈缩短，由反革命阶段转变到革命阶段的速度愈加速。目前既然是没有革命高潮的局势，无产阶级既然不能即时武装暴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缩短过渡时期，为加速到革命阶段的速度，为要求自己的利益，为力争自己解放斗争的条件——政治自由，她对于已经开始的民主运动所应取的态度，便不应消极的或用激烈而无行动的空洞口号来抵制，而应积极地号召广大的下层民众参加这一运动，领导这一斗争，使之彻底的民主化，使之向前发展，走向革命高潮，然后这一运动这一斗争才不至停止在目前的阶段上。

　　当然，民主主义不是超阶级的，一般所称为民主主义的，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这一民主主义本来是资产阶级从前用做反抗封建贵族以及欺骗劳动阶级之工具，到了社会阶级关系一转变，即封建势力已溃灭劳动阶级走进了政治舞台，统治的资产阶级马上认识这一工具的锋芒要戳伤到自己身上，急急地设法收藏起来，重新在废物储藏室中拿出他们从前所抛弃的反民主主义的宗教，礼教，旧道德等等来代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及在它还未达到夺取政权的时候，应该不客气地借用资产阶级这一有锋芒的工具（民主主义），来对付资产阶级，来廓清无产阶级走进政治舞台的障碍，来成熟自己阶级解放斗争的条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未实现以前，单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宣传力量，不会使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一大部分工人群众能够认识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伟大与真实，当他们需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时期还未终了之时，当他们还睡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抱之时，我们不能离开他们，此时也必须采用民主主义的口号，发展民主主义的运动，吸引他们到我们的周围，这也是无产阶级运动中一个历史的任务，决不是机会主义。但群众向统治阶级要求的民主主义，是其实际而非空名，我们必须防御资产阶级空洞名词的虚伪与欺骗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之妥协，因此我们必须力争由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产生的国民会议，并且必须与“国民会议”同时提出“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民族独立”，做我们在过渡时期中四个不可分离的民主要求口号，以充实国民会议的内容，以充实在过渡时期中整个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内容。必须是如此，才能够引进广大的劳苦群众参加这一民主运动，扩大这一民主运动，要求彻底的民主主义，以改变其形态与程度；资产阶级的民主之终点，接着便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之起点，即是拥护占全人口绝对过半数的劳动大众获得权利与自由的苏维埃政权之起点（附注三）。

　　对于国民会议这一口号，我们党中现有三种态度：一是现在中央的态度，他们说：“国民会议，在过去一切历史的经验上证明，只能够产生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其实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由我们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造成了，已经不待国民会议来产生了，现在正要利用民主的国民会议来和资产阶级军事专政对抗。列宁所指导的十月革命，在已经武装暴动夺得政权的苏维埃第二次大会，宪法会议还是议事日程中三个问题之一，这一历史的经验证明了什么，他们说我们：“提出‘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来代替‘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与‘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两个口号。”然而他们又曾声明：“现在客观的革命形势并未高涨起来，所以现在决不能马上号召群众暴动，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既然没有群众暴动，当然不能够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这就是说，我们的党现在实际上并没有号召群众的政治口号，只有盲动，只有采用游民无产阶级的投机，冒险，阴谋，暗杀等政策，只有长期地离开现实的政治斗争。一是有几个自称左派的同志态度，他们说：“中国将来的政治发展，是否有议会制度之可能，我们认为他有或然的可能，而且无产阶级并当力争这样的发展。”“我们对工人阶级宣传国民会议口号，应当告诉他们国民会议之实现，是比现在赤裸裸的军事独裁有进步的意义，我们应该参加此种进步的斗争，我们所主张的是普选平等直接不记名投票产生的国民会议，解决国家重要问题，如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力争中国之独立，同时我们认为此种国民会议也许是很难实现的，所以我们也要向着武装工农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准备。”“国民会议的口号是引导千百万劳动群众重新参加政治生活的口号，这种斗争之进行，将加速中国议会制度之实现，假如中国能实现议会制度，这使我们在更高的一阶段进行夺取政权”，又批评我们“提出了国民会议的口号没有将他与中国将来的议会制度发生联系，这是没有前途”（见刘仁静同志起草的告同志书）。这分明是在主观的策略上不重在为民主运动而斗争之动的意义，而是拜物教似的把任何形式的国民会议都认为进步，并且很单纯地只是把资产阶级任何形式的议会这一静的制度看做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之根本目的，即是我们号召无产阶级参加国民会议的斗争，只是为了实现国民会议实现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这一前途，别的都还要待在更高的一阶段进行，这和以前主张先完成国民革命然后才干社会革命现在主张先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议会制度也是国民革命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内容中所应有的事），然后才干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同样地机械，是同样地没有自己的前途。这种极右倾的态度，和现在中央极左倾的态度，恰恰是相反的两个极端。向左的极端是梦想革命，向右的极端是抛弃革命，都不是推进革命，这两个极端政策所能得到的结果是一样：巩固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我们以为观察这一问题之要点，是国民会议在客观的作用上将是怎样，在无产阶级主观的策略上应该怎样。

　　现在各阶级需要国民会议是一致的，而各个所需要的国民会议之内容，则极不一致；因此，将来国民会议之实现，在客观上能够发生的作用是怎样，这是要看无产阶级能够领导下层的广大民众参加这一运动至怎样程度而定，此时还没有人能够预见，此时所能够预见的有几点：（一）最近即有实现召集段祺瑞善后会议式的以至孙中山国民会议预备会式的国民会议之可能；（二）将来的政治发展，有由国民会议而实现三民主义的宪法，而实现俄国沙皇时代的或土耳其式的议会制度之可能，并且若革命高潮到来得迟缓，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会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三）我们有利用这些政治发展的机会特别是在选举运动中，有获得接近广大的民众，向民众宣传我们的目前要求（如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独立，政治自由等），恢复工农群众普遍的组织，领导广大的下层民众重新参加政治生活和公开的政治斗争，在会议中提出我们的要求特别是土地政纲，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增进工人阶级的政治社会地位，和得到相当的政治自由等有利于工人阶级自己解放斗争的条件之可能；（四）从善后会议式的国民会议一直到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同样不能够解决中国目前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如对内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归农民，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独立等等。中国目前所需解决的根本问题，只有革命高潮到来时，由无产阶级领导城乡广大的下层劳苦饥寒民众，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才能够解决。

　　因此，我们在主观的策略上，一方面应该纠正向左的错误，即是对于要求召集国民会议运动和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以至将来资产阶级的议会选举运动，都应该坚决地积极地领导下层民众（不与任何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进行迁就妥协的政治联盟而且要和他们对抗，斗争，争取农民），极力要求参加，极力要求其民主化，即力争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并且以我们的目前要求充实其内容，丝毫不可犹豫，始终不能取消极态度和抵制政策，因为在这些运动中，工人阶级有获得力争自己解放斗争的条件之可能。“武装暴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是我们的前途，是将来革命高潮中的行动口号，在目前只是教育宣传口号。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怎样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而是怎样才能够动员群众开始政治斗争。在主观客观条件都未成熟时，若发出“武装暴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做政治斗争的口号，号召工人群众马上行动起来，为这些口号奋斗，不仅得不着群众的应声等于放空炮，而且更加扩大党的盲动情绪，离开群众，削弱自己的力量。至于“要求召集国民会议”这一口号，其客观条件不用说已经成熟了，我们即应重新了解新的客观状况，决定我们的策略，即是利用这一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的口号，发展两个革命间过渡时期的政治斗争。这不是我们在主观上开倒车，而是因为在客观上无产阶级的党已被革命失败推向后退，退到以前的发足点，现在的政治斗争，几乎要从头做起，所不同的（可以说实际上是大大的不同）只是根据过去的苦经验，必须根本改变其方式而已。列宁在一九一九年曾说：“在工人阶级夺取整个政权的斗争还未成为当面问题以前，我们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形式。”在一九二〇年他又说：“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前几个星期，甚至在这个胜利之后，参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议会这件事，不仅不妨害革命的无产阶级，而且帮助无产阶级，使之能够向落后群众证明这种议会为什么应该解散，为什么要促进解散这种议会，为什么要促进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之政治破产。”因此，我们在反革命势力高潮时代，若不懂得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在此时也是推进历史一个动力，不去做力争国民会议民主化的斗争，只向左发出毫无行动的激烈口号来抵制国民会议，这乃是梦想革命而不是推进革命，乃是把发出行动口号领导群众行动的政党变成宣传研究在纸上写出些宣传口号的小团体，或离开群众组织的政治斗争，只是少数人阴谋暴动恐怖的巴枯宁派。瞿秋白反对国民会议这一口号的理由是说：“我们由中国革命可以看出，当殖民地的革命达到决定胜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明白摆在我们面前：即或者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他这几句话里面包含不少的错误，可是表面上似乎很漂亮，可惜说迟了一点，或是说早了一点，即是他忘记了过去的革命决定胜负时机已经过去，将来的还未到来，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民主运动不管能够达到若何程度，都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组织尤其是它的政党，为力量发展所需要的组织上民主制之实现，政治自由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有些同志以为我们过去也曾做过国民会议运动，不曾得着什么。其实，过去的国民会议运动并未达到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然而已经建下五卅运动的基础，假若没有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运动，未必能够形成那样规模的五卅运动。有些同志以为我们参加国民党政府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便是承认它的存在，并且承认他们当中的各派军阀官僚得以利用国民会议做争权夺利的合法工具。我们要懂得国民党政府之存在是一个事实，不是否认便可了事，而是要造成某种力量怎样去动摇推翻它的存在；他们可以利用国民会议做争夺权利的合法工具，我们也可以利用国民会议，以力争民主政制做反对军阀官僚等一切反动势力的合法工具。列宁说过：“社会民主工党之承认资产阶级制度……并不是承认它的监狱警察私产卖淫，而是为广大的自由斗争来反对这些制度。”（《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有些同志以为参加国民会议会使我们的党发生右倾的危险。自然我们并不否认因此使党有发生右倾危险之可能，但决不能拿这个来做消极抵制的理由。列宁说过：“没有并不能够有一种斗争形式一种政治状况不能引起危险的。如果没有革命的阶级的本能，如果没有立足在科学上的整个人生观，那末，参加罢工也是危险的（因为可以变成经济主义派），参加议会斗争也是危险的（因为可以变成议会的蠢材），赞助乡村自由派的德谟克拉西也是危险的（因为可以变成乡村运动计划）。”（同上）现在的中央，拿改组派，中华革命党，新中国国民革命党，中国青年党，以至段祺瑞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都赞成召集国民会议，说我们也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便是他们的政治盟友，其实，我们所要的国民会议和他们所要的国民会议，其作用与内容都大不相同。列宁在一九〇五年曾主张召集全民代表大会，在一九一七年又曾向临时政府要求召集国民立宪会议，难道他也是沙皇及克伦斯基的政治盟友吗？有许多同志也正因为各种反动派都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我们最革命的共产党，实在不好意思把这一口号从口中喊出来。这正和以前少数派讥笑列宁“把‘临时革命政府’和‘万岁’联在一起，是污渎了自己的口”，是同样的糊涂。况且我们的党在第六次大会前后没有向民众提出“要求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做革命失败后有重大作用之一种政治斗争形式，这已经是大错；现在对于这一口号这一运动，若仍旧是取消极的抵制态度，若不赶快积极地向下层的广大民众宣传，鼓起下层的广大民众热烈的要求参加，要求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则将来的国民会议真会是反动派及各上层阶级的上层分子包办的国民会议了事，那便是莫大的罪过！

　　同时在另一方面，也要纠正向右的错误，即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国民会议和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进行中，我们丝毫也不应该向工人群众和从前歌颂国民党一样歌颂资产阶级的政治发展与进步（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之发展更是进步），助长他们对于国民会议与议会制度及宪法的本身之幻想；因为它们本身都不能解决中国目前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我们应该在要求召集国民会议的鼓动中即告诉工农群众：这个会议即使召集成功，国家权力如果仍操在国民党军阀之手，这个会议将没有一点执行的力量；我们应该在这个会议集会中，向工农群众极力暴露各上层阶级党派的政治破产及其政策是如何背叛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以证明并使群众自己认识只有工农武装暴动和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才能够拥护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而不能告诉工农群众：“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力争中国之独立，此种国民会议也许是很难实现的，所以我们也要向着武装工农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准备。”这样很明显的是要助长工农群众的幻想，以为国民会议也许不难实现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力争中国之独立，所以不必一定向着武装工农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列宁在一九〇五年主张召集全民代表大会，其根本目的是在以民众暴动推翻沙皇政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而不在议会制度；只有少数派幻想“革命对沙皇制度彻底胜利之可能……或由某种代表机关的发起，在革命民众直接威逼之下，决定组织全民立宪大会来达到”（见华译《两个策略》第二二页）。列宁告诉他们：“政权一日在沙皇之手任何代表的任何决议都好，都会与一八四八年德意志革命时历史上有名的佛兰克府国会的决议一样，只是成为一纸可怜的具文。”（同上二三页）列宁一九一七年也曾向临时政府要求召集国民立宪会议，其根本目的也是在完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生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不在议会制度；只有少数派死守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阶段，歌颂资产阶级的政治发展与进步。这还是革命高潮时代的事，在革命低落的一九〇七年，少数派主张参加第三国会，多数派中的多数人即所谓召还主义者抵制主义者则主张抵制那破碎的冒牌的国会，独有列宁一人力排众议，极力主张参加；他随后并且承认前两次抵制国会选举的口号都是错误的。列宁主张参加国会，和少数派主张参加是不是同样的政策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少数派是迷信歌颂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之本身，以至在他们影响之下的工人及城市小资产阶级都落到和平的幻想中去了；而列宁的政策是在革命低落时期利用议会制度，利用参加选举运动和国会议坛来帮助革命。他虽然极力主张参加国会，因此和召还主义者有过剧烈的斗争；而他的根本政策，仍然要革命民众的注意力不集中于国会，而集中于阶级斗争，集中于准备暴力推翻专制政权。

　　所以，向左的消极抵制国民会议和否认议会制度，而不知道积极地利用民主运动和议会制度，空喊“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而不知道怎样发动群众走向“建立苏维埃”、“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这便是梦想革命，而不是推进革命，这固然是蠢材；同时，极右的人们抓住议会制度，向工人群众歌颂国民会议与议会制度之进步，而且幻想国民会议也许不难解决国家重要问题，这便是根本抛弃革命，也不是推进革命，这真是机会主义取消主义。托洛斯基同志有言：“瞿秋白又说：中国的机会主义者正要拿国民会议口号来代替苏维埃口号。这是可能的，多半可能的，甚至必然的。机会主义者将要首先抓住议会制度的方法，抓住一般类似于议会制度或接近于议会制度的事物，——这是有世界工人运动尤其是俄国工人运动的整个经验可以证明的。少数派抓住议会制度的行动而抛弃革命的行动。”这几句话正是给一些极右而自称左派人们之当头一棒！

　　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决不取消极抵制政策，而是积极地号召参加，力争其民主化，我们认为力争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是从反革命时代走向革命时代这中间过渡阶段有重大作用之一种政治斗争形式，这种政治斗争一扩大紧张起来，合成直接革命之先导；同时我们也不能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有所幻想，更不能助长工人群众的幻想，我们应该尽量利用民主政制来促进民主政制之死亡，而不应该歌颂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我们是要利用民主口号与运动来辅助我们夺取政权的根本目的。民主政制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我们不主张用苏维埃口号来抵制国民会议口号，同时也不主张用国民会议口号来代替苏维埃口号，而是要利用国民会议的口号与斗争来引导群众走向苏维埃口号。我们不反对参加国民党政府所召集的国民会议；同时也不能对于任何形式的国民会议都认为进步。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地攻击军阀官僚们操纵包办国民会议，必须尽情揭破他们的欺骗与假冒。我们必须调动全国千百万下层民众在民主运动过程中，力争国民会议之彻底民主化和力争下层民众的要求，以反抗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揭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假面具，并且打破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取得广大的下层民众，走向革命高潮，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这就是我们前途，这就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的态度，也就是我们对于一般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态度。这也就是我们党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之政治斗争的正确策略。

　　〔附注一〕他们所谓中国新的革命浪潮已经成熟，大概是指改组派倒蒋运动之不断的高涨起来。听说最近国际又有训令给中国党，对于反蒋运动分析说蒋是代表豪绅买办阶级，改组派是代表资产阶级。国际为什么把反蒋运动中这样的阶级分析训令中国党，大概他们又要复活和“中国土地革命领袖”汪精卫所领导之在野的资产阶级联盟，来推翻代表豪绅买办的统治阶级，来实现他们所梦想的工农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吧！可惜不替史大林争气的改组派，国际训令方到中国，他们已经倒台了，大概中国新的革命浪潮之成熟，又要成问题了吧！

　　〔附注二〕这里所谓相当的稳定，是就其内部状况而言；若就全国阶级斗争的状况说起来，在无产阶级之阶级的斗争没有剧烈到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前，它始终是稳定的。

　　〔附注三〕列宁曾论民主主义说：“‘普遍的民主主义’无论在如何资本主义文明国都不存在，所存在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比较中世纪，不用说是高度发展的制度；但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可避免的要求要从根本改变。”“民主主义之形态，在几千年的经过中，自从古代发生萌芽，其后每次由一阶级交代到另一阶级时，都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改变，在古代希腊共和国，在中世纪的诸都市，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民主主义都有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程度。”“在俄国的苏维埃权力，其意义乃是真正的实现劳动阶级即占全人口绝对过半数的人们有获得民主主义的权利与自由之可能。”“马克思主义者应以争取国家权力为目的。这一目的不实现，真正的民主主义即平等与自由是决不会实现的。实际上向这一目的引导者，便是苏维埃权力亦即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以上均为原注——编者）

　　署名：陈独秀

　　《无产者》第一期

　　 1930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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