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共中央的信|陈独秀

致中共中央的信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

　　中央常委同志们：

　　自从前月二十八日国际代表及中央代表约我谈话以后，又看见你们一些关于党内问题政治理论的宣传品，最近又接到你们本月六日的来信，我已经知道你们固执掩护错误的政治路线之观念与决心，已深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了，我为对党对革命负责起见，不得不向你们作一次最后的警告！

　　列宁说过：“每个政党，其对于自己的过失取如何态度，乃是表示其党之真诚性的最大证据之一。公然承认自己的过失，暴露其原因，对于其事情之所以发生加以解剖，热心研究矫正方法，这就是真诚的政党之记号。”

　　我们的党在革命中所做的过失，彻头彻尾的原因，是犯了机会主义，很深的机会主义；我们若不能认识，并肃清机会主义，不但不能得到过去的教训，不但不能矫正现在的错误，而且将来还要走错误的道路，重演革命失败的大悲剧。要彻底认识并肃清机会主义，不仅是枝枝叶叶的指摘那几个人犯了机会主义便可了事，重要是在解剖指出整个党的机会主义政策之真实内容及其原因究竟是些什么，无忌惮的暴露出来，然后才能彻底的认识，才能够彻底的肃清，才不至重走旧路；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表示党之真诚性。

　　中国党犯了很深的机会主义（过去，现在，并且将来），其主要原因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即是以少数派的“阶级联盟”政策代替了多数派的“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政策之错误；此种给中国革命以致命伤的错误政策，不但广州三月二十〔日〕事变后不肯改变，上海四月十二〔日〕事变后仍不肯改变，一直到长沙马日事变后还不肯改变，强迫无产阶级的党始终屈服在资产阶级的政党之下，做它们的苦力，甚至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已经一脚踢翻了这一联盟，国际还恋恋不舍这一可爱的联盟，还说：“青天白日旗是我们的，勿让国民党右派抢去！”所以南昌暴动，还是涂满了工农热血的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的。同时，国际以苏联无产阶级血汗造成的巨量金钱和军器，帮助中国资产阶级（蒋介石、冯玉祥等）的力量发展；帮助中国党及中国工农群众的，便是“始终勿放弃阶级联盟”这一革命理论。这种根本政策，分明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领导民族民主革命一直到社会革命之无产阶级的战略，而是机会主义。中国党的领导机关，为什么盲目的执行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而不怀疑抗议（我个人曾几次提议准备退出国民党，独立领导革命，都为中央多数同志及国际所阻止），当然不能说不负责任；我是当时领导机关一主要分子，当然也要负责任；谁希图自己躲避过去的责任，都是无耻！

　　我个人正因为过去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所以对于机会主义深恶痛绝，力图纠正，尤其是在第六次大会以后，你们虽然口里反对机会主义，实际上并不认识过去机会主义之真实内容及其原因是些什么，而且也不愿意去认识，所以至今还说以前“阶级联盟”政策是对的，至今还说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甚至于根本否认国民党是个党，至今还说武汉国民政府是革命的，至今还说以前主张退出国民党是错误的，所以对资产阶级及富农怀了种种奇妙的幻想，这些都充分说明你们实际在思想上，在政策上，仍旧继续着传统的机会主义，而执迷不误〔悟〕。最近你们对于国民党内部战争，不把全力放在用适合现时政治环境的口号来推动广大群众的政治斗争，而是采用旧时机会主义的政策，向国民党的改组派将军们接洽，作军事投机（你们口头上是采取失败主义，而忘记了失败主义必须是向战争双方面军队下层的秘密活动，绝不是向一方面上层的公开活动）；并且公开的把许多很好的军事同志交给阶级敌人的将军们，这是何等危险的事！

　　并且，你们至今仍旧盲从国际对于中国革命错误的观察，以为中国还是封建的统治，以为资产阶级仅仅是参加政权，以为将来的第三次革命仍旧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为限，企图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仍旧要再行建立资产阶级性的政府即阶级联盟的工农民主政府，像这样始终系念屠杀工农群众的资产阶级，为它开生路，始终依赖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为它留地步，试问你们的机会主义已深到如何程度！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地主及富农这些剥削者，都已经站在反革命地位；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中农，在革命斗争激进时，都必然动摇；只有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而也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将来的革命中只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始终坚决的站在领导地位，坚决的领导一般工人劳动者，中小农民以及城市乡村中成百万成千万的劳苦饥寒奴隶，以不断的革命斗争，彻底扫荡阻碍中国进步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富农等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反革命势力，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统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际帝国主义的经济及政治势力，普遍了深入了中国国民生活一切体系中，它们又和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结合在一起，非经过长期的大流血的艰苦斗争，中国的民众是莫想得到解放的；在这长期的大流血的艰苦斗争中，稍微动摇不坚决的社会成分，都必然要被革命吓退，而中途脱离，所以要想用阶级联盟的政策来贯彻革命目的，只是痴人说梦，这不但不能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在将来革命高潮到来时，我们的党若死守资产阶级的民主阶段，而不立即发出“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无产阶级贫农专政”这些口号，明确的〔向〕广大群众指示这一革命的前途，坚决领导广大群众彻底完成这一革命；倘稍存游移顾忌的态度，不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足并且拉着革命的群众向后退，使革命流产，群众再被一次更大的屠杀；便是党跟着群众后面跑，变成大革命斗争中的落伍者。所以像你们这样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不但不能认识过去的错误，不但不能免去现在的错误，并且将来还要做出更大的错误，不但是错误而且是罪恶！

　　盲动主义也是机会主义之另一种形式，过去盲动主义为害之深，全党同志哪一个不深深的感觉到，现时中央领导机关中，有许多仍旧是当时鼓吹并实行盲动最力者，尤其是李立三之在广东，蔡和森之在北方，至今谁曾公然承认自己的过失，以表示自己的及党的真诚性？现在你虽然口头上反对盲动主义，实际仍旧和从前一样，以过分的估量革命高潮为前提，实行盲动政策命令主义。你们头脚颠倒的意见，在革命高潮中都主张以民主主义革命为限，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时期即反革命的时期，反不主张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使民众不至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使党不至脱离民众。必须使广大民众在这些民主的口号之下活动起来，才能动摇反革命的政权，才能走向革命高潮，才能使我们的“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根本口号，成为民众运动中的行动口号。你们的政策，不是这样的促进革命高潮，而是离开了民众现实的政治斗争，天天梦想革命高潮；并且仍然采用盲动主义的政策，不断的命令同志（党中最勇敢精锐分子）机械的按照各种离开民众要求的厂史纪念日，孤露的放在街上示威，而没有一点党外群众掩护，使党内党外的群众都感觉着这样连续不断的示威（实际是示弱）实际上没有一点出路，像这样必然要一天一天脱离群众，一天一天削弱党的力量；像这样的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双管齐下，其结果必然要把党送到死路去！

　　领导机关犯了这些严重的错误，只有党员群众对于党的政策，合法的讨论，无忌惮的自我批评，方能够把中央错误的政治路线纠正过来，才能够使党公然承认自己的过失，以表示党的真诚性；而你们只知企图掩蔽你们自己的错误，绝不顾及阶级的革命的利益，极力拿中央的威权和组织纪律，来恐吓钳制一切同志对于你们的意见不同的发表与公开的讨论。你们口头上也说容许讨论，而事实上是采取了审判方式，由中央派代表到下级党部，提出问题审问同志们是否和中央的政治路线相同，如有不同的，马上就实行取消工作，警告，甚至开除党籍；讨论的议决案，也是先由上级机关做好带来交党员通过，这样还要讨论做什么？还要议决做什么？最近你们给我的信，也是命令我“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你们既然代我决定了意见，还要我做文章发表意见做什么？我真想不到你们现在竟至发狂闹笑话到此地步！这种现象已充分的说明了由党员群众合法的讨论和公开的自我批评来纠正领导机关之错误的政治路线，是丝毫没有希望的了！

　　我在八月五日写给你们那一封长信，是用了合法手续，很委曲求全的极力迁就在第六次大会的议决案范围内，向党建议，希望有相当的补救，并且希望因此敲开党员群众公开讨论的门，其结果将能够比我的意见更能把党的政治路线根本改正。你们屡次回答同志们的质问，都说必将我的信发表讨论，事实上迁延了几至两个月还不曾发表；并且突于前月二十八日国际代表及中央代表约我谈话，谈话时，一切重要的政治问题都拒绝讨论，单纯的责备我不应该向中央发表不同的意见，坚决的说中央绝对不能容许把我的信公布出来；并且坚决的说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任何同志都不许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国际代表用这样的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用这样不合理论不合事实的借口来阻止中国党内政治问题所急需的公开讨论，我不责备这位代表，我只感觉到真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国际领导机关在政治上组织上官僚化之一证。最后，你们还拿出开除党籍的话来威吓我，阻止我发表意见。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全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我还要告诉你们：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即领导机关政治路线根本错误的问题，决不应该用组织纪律（列宁曾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为先决条件方会实现，否则一定变成废话；你们忘记了没有？）来掩护所能解决的；若用这样方法无理由的开除同志，如果由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任的！

　　此致

　　革命的敬礼！

　　独秀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

　　转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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