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武力|陈独秀

革命与武力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反对“革命要有武力”，这种人不是糊涂蛋便是反革命者。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

　　尤其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众的势力还未充分组织起来，需要军事行动更多一点；并且很难从军阀的武力时代马上跳到民众的武力时代，中间会要经过武力与民众合作时代。这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那个愿意这样办，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高压政策特别严重，革命的民众不容易得着武装；在另一方面，殖民地尤其是半殖民地，民众的革命运动潮流高涨到相当程度，国中军事领袖当中，有些和当时的统治阶级利害不一致的部分，在民众革命运动的高潮中，便会走向民众方面，与民众合作。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具体说起来，南方的北伐军和北方的国民军，都确已走上了武力与民众合作的道路。

　　可是在现时武力与民众合作之中途，我们还未可过于乐观，而忽视了可能的危险。危险是什么呢？就是现时所有与民众合作的武力，都能够合作到底，并且还能够进一步变成民众的武力；或者是合作不能到底，有些仍旧要站到反民众利益的阶级（军阀、买办、地主、士绅）那边去。

　　要免除这个危险，民众和革命旗帜下的军人，两方面都要注意。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民众运动发展之速度，远不及军事的发展；这种状况若继续下去，很容易使军事势力右倾，甚至于离开民众，形成新的军事独裁政治，这是民众方面所应深刻注意的事！

　　在军人方面，单是口头上说自己是革命的，即或志愿上自己的确是要革命，这样都还是不够，真正革命的军人，必须有两个条件：（一）须懂得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中，革命的军人和反革命的军人在实质上究竟是怎样的不同？（二）须能够服从民众的和党的制裁。

　　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是怎样呢？一方是被剥削压迫阶级的民众——工人、农民、商人等要求民主政治；一方是剥削压迫阶级的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地主、士绅等，要维持封建的军事独裁政治；代表后一阶级利益的军事势力当然是反革命派，革命的军人应该站在前一阶级利益上面。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买办掌着中国城市政权，做他们剥削压迫中国民众的工具，复利用买办勾结乡村的士绅、地主掠夺中国的矿山，吸收中国的贱价原料；军阀利用买办（商会领袖及银行家）在城市剥削工人、商人，利用地主、士绅在乡村剥削农民，以供给他们的军饷；因此，可以说军阀、买办、地主、士绅，同样是帝国主义者剥削压迫中国民众的三个工具。革命旗帜下的军人，若只知道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在实际行动上，不能力助工人、商人反抗大商买办之剥削与垄断，不能力助农民反抗地主、士绅之剥削与乡村政权，则不但依然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保护了军阀势力在城市和乡村的基础，这样如何算得是革命的军人？这样如何算得是武力与民众合作？

　　每个有兵权在手里的人，若不能够受民众的或党的任何制裁，都有变成军阀和形成军事独裁政治之可能，此吴稚晖先生所以有“有军必阀”之叹。我们或者可以承认现时方与民众合作的军事势力，即不幸也形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他们的军事独裁比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总要开明一点。可是这种较开明的军事独裁，至多只能造成统一的中国，决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国。并且在任何军事独裁的局面之下，都有培养贪官污吏之必然性；这是因为军事独裁局面之军事首领，不受民众或党的任何制裁，拥有无上威权，因此以“反对派”三字杜绝一切闻过之路，于是左右一班宵小与夫乡党故旧得乘机以小人之爱捧此军事首领，只需蒙蔽此首领一人之耳目，便不妨放胆的贪赃枉法，无所忌惮，非至激成众怒危害此首领不止。在这样贪官污吏横行无忌和民怨沸腾的局面之下，还说得上什么民主，什么革命！？然而不受民众的或党的制裁之军事独裁，其结果必至如此，这是无可避免的公例！

　　我们还记得辛亥革命时，有“军人出头”的呼声，并且把军字写作“　”，许多官厅公文中都是如此，其结果怎样呢？我们又记得国民党在广东驱逐陆荣廷、莫荣新的势力后，洪兆麟在陈炯明宴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席上，乘醉伏在桌旁东倒西歪的说：“广东是老子打来的！广东是老子打来的！”其结果又是怎样呢？现在我们虽然未曾听见“湖南是老子打来的，湖北是老子打来的，江西是老子打来的”，这等怪话，却有了“军人革命论”这样的不祥之声！并且有些青年军人时常拿武力万能的观念，干涉一切社会事件，虽然是善意的。这样不祥之声，这种武力万能的观念，都足以促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之开展。

　　真正有觉悟的革命军人，如果想想军事独裁对于民主革命的危险，如果愿意考查已否因此使革命根据地贪官污吏化，便应该放弃军事独裁的野心，诚意的与民众合作，尊重民众的意见而受其制裁；至少也要受党的制裁，以免流为个人的军事独裁。每个革命党的军人，都不可单看自己是一个军人，必须看自己是一个有武装的党人，虽统率十万大军的总司令也应该如此。每个革命党的军人，都应该尊重党的威权在军队的威权之上。如果主张“以党治国”，便不应该主张“以军治党”；因为以军治党，则以党治国便毫无意义，不如直接老实主张“以军治国”了。我们反对以军治党，并不是说军人党员不能过问党事，也不是说军人党员不能同时主持党事，乃是说每个军人党员乃至军事首领，都应尊重党的集体意见，服从党的集体制裁，如果挟军事势力，使党的集体意见以军事首领的意见为从违，使党的一切决定都要仰军事首领的鼻息，使党众的意见不敢和军事首领的意见不同，使军事首领即党之化身，使党内党外群众都只知有军事首领而不知有党，则这样的一个党，便等于聋子的耳朵，瞎子的眼镜〔睛〕，则所谓党的威权，党的决定，党的制裁，党的命令，都由“强奸党意”而来，等于无物。这样没有党的制裁之军事势力，要想免于军事独裁的危险，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的结论是：革命是不能没有武力的；可是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须与民众合作，必须受民众的和党的制裁，才能够免除形成军事独裁走到反民众利益那边去的危险。

　　署名：独秀

　　《向导》周报第一七九期

　　 1926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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