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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国民军再起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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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冯玉祥回国，国民军再起。”只要不是希望吴佩孚、张作霖长久统治中国的人，都应该表同情于这件事。因为这件事至少可以使张作霖不能够专力对付南方的北伐军。 研究系一派人，他们虽然现在还不曾公然逢迎张作霖，他们传统的思想，总以为中国应该永远归北洋派统治，由袁而段而徐而曹、吴，他们都继续拥戴，曹、吴败了，他们便来拥戴孙传芳，孙传芳若再失败，不知他们将于北洋派中拥出谁来？或者也只得去就合张作霖。冯玉祥虽然也是北洋派中分裂出来的，可是他忽然亲近了孙中山，并且亲近了苏俄，北洋派的忠臣研究系，当然要咒骂冯玉祥。 不懂得军阀定义的人们（如国家主义派），竟把冯玉祥、蒋介石看做和张作霖、吴佩孚同样是军阀，像这样故意混乱是非，真是暗中帮助了张作霖、吴佩孚。 军阀们大喊冯玉祥倒戈是破坏道德信义；有些无聊的小新闻记者，也附和军阀，以倒戈团团长、倒戈学校校长嘲笑冯玉祥。其实，民国倒戈之始作俑者是段祺瑞等向清室倒戈和吴佩孚向段祺瑞倒戈，冯玉祥算不得是倒戈团团长或倒戈学校校长；并且这几次倒戈只是破坏了封建社会的道德信义，在民主政治之过程上都有很大的意义。胡适之说：“冯玉祥之对曹、吴倒戈，放开眼界通观前后二十年全部历史，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此见实不同凡俗。 京津一带商民对冯军是怎样感想呢？有一部分接近奉、直军阀的商人说：冯军是有纪律不扰害人民，只可惜要共产公妻不好。一般商民并未看见共产公妻的事实，他们只看见赤军不曾扰民而反赤军却是烧杀淫掳这些事实，遂不禁发生希望赤军再来的心理。本年七月四日上海《申报》所载北京归客谈，有一段话可以代表当时人民对于赤军与反赤之感想，兹照录于下： 试从西直门至清华学校，吾人常往来之路，举目四顾，只见有兵，不见一老百姓，自校入城，在西四牌楼以西，尚无开门之店铺，其在前门一带，则十家内至少有七家停市闭门。初时瑞蚨祥等，恃与八太爷多为乡亲，开门敷衍，数日而后，亦停市矣。凡绸缎店、金银店、粮食店，以及出售贵重品日用品者，莫不首先停市。一日余往前门买夏布，店伙答称对不住，铁路不通，来货没有，请改日光顾。余初信之，余妻住京久，恃与熟识，明日往买，则慨然出售，诘之，则称实不相瞒，八太爷手持军用票，决不敢请教也。八太爷程度日高，往往另串一人入店，选货既毕，则八太爷昂然直入，非纳军用票不可；有时串得一大家装束之妇女入店，必以为与八太爷无关系矣，选货既毕，而八太爷忽入，诈为护兵，口称：太太，货选好没有，强纳军用票于柜，挟此大家妇女，携货以去。又有一次，确是一大家妇女，选货既毕，出现金，将交柜，八太爷直入，谓此间无须现金，吾代汝纳军用票足矣，即取该妇手中现金，昂然遂去，如此行径，店铺非不欲营业，实觉少做一笔生意，少蚀一笔本钱。 军用票有数量之限制乎？曰无有也。苟有限制，商会等机关尚可为之设法，今则无底之橐，谁肯填之？初时尚有电车、电话、电灯等公共机关可以使用，今则肯收者日少，尤可恨者，崇文门税关，明为搭用，实则提高税率，使等于军用票短折之数，如军用票对折，则税率提高一倍，诘以何以与天津税单定额不同，则称吾那里管得。过天津，则租界以外商民之苦痛，一如北京，更强向屋户或铺户，加征房捐三个月，不足更加收房租两个月，其系自有之屋，则为之估价，令人痛恨上海何丰林之作俑于前，遂成军阀搜括民财之惯例也。纳房租房捐于官，却不许还搭军用票，某商人语余，简直是要我们性命。京、津老百姓，莫不想念国民第一军之纪律，虽在退兵时，从未强索一钱，掠取一物，以为其领袖人物如何，又当别论，若其兵士，真当起爱民不扰民数字，甚至谓如此好兵，若竟不能生活，未免无天道矣。 现在有纪律的好兵又起来了，京、津老百姓当然要欢迎：可是研究系一班人听见冯玉祥回来，并且回来还是要反抗张、吴而革命，他们便大叫冯玉祥抗张、吴，是苏俄乱华计划。到底是有纪律的好兵乱华，还是反赤的奉、直军乱华，老百姓只看事实，不会把白党（奉直军阀、研究系、国家主义者及章炳麟等）的宣传看得比事实更为可靠吧！山东的农民本来不知道中国有共产党，更还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可是张宗昌反对共产党的告示贴遍了山东全省各乡村，农民见了窃窃私议道：张宗昌这样深恨共产党，想是共产党反对张宗昌，看来这个党或许不错，现在研究系大声疾呼冯玉祥抗张、吴是苏俄乱华计划；老百姓也许因此更觉得冯玉祥和苏俄都不错，因为老百姓目前切身感觉得乱华的人正是张、吴，不是别人。 奉、直两系军阀之为害中国，无人能够否认；不用武力而可以打倒他们，非童昏当不至作此奇想。将用武力打倒奉、直军阀之国民政府及国民军，是否也和军阀一样呢？不独工人、农民、学生相信他们是革命的；即一般稍稍进步的商人，现在也知道国民政府和国民军比奉、直军阀好，暗中盼望他们得到胜利；连研究系、国家主义者及章炳麟等白党的肚子里，又何尝不晓得国民政府和国民军好过奉、直军阀，不过在他们的利害和感情上，不愿意这样说罢了。 现在不独国民政府的势力达到了长江，冯玉祥回国，国民军再起，陕、甘、绥、晋渐渐归入国民军掌握，由包头到广州新的革命势力和由满洲里到福州旧的军阀势力，已成对抗之局，人民对此对抗之局应该有个选择了，似乎很难中立。站在军阀那边的人们，称国民政府和国民军为乱党为赤化党为赤贼，只好听他们自便；若是有人满肚皮不愿意站在军阀那边，同时又满肚皮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军怀疑，试问他们有什么别的出路？不但站在军阀那边的白党若研究系、国家主义者及章炳麟等，显然是反革命，那对军阀与革命间取了中立态度的人，实际上减少了革命的力量，也算是帮助了军阀。所以现在人民单是消极的不反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军还是不够，应该起来帮助他们的军队进攻。因为在事实上已证明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军的确是中国推翻军阀的尖兵。 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人民所得自由，比在奉、直军阀统治下的人民如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消说得。冯军的纪律比奉、直军如何，不但京、津老百姓知道，即张作霖也知道，并且他自己也承认过；冯玉祥此次回国，在他固有的治军谨严治己勤俭外，更鲜明了他的政治态度，确定了他的革命方针，在他的回国宣言上（宣言附录于后），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国人。我敢说他这个宣言是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文件之一，由这个宣言所产生结果，将来必非常之大。我还敢说：今日的冯玉祥，我们不能当做从前的冯玉祥看待了！ 我们肯定了“冯玉祥回国，国民军再起”，在中国革命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固然应该说明这个意义，我们更应该对冯君及全体国民军表示几件具体的希望： 第一，国民一军“有纪律不扰民”的荣誉，应该极力保存勿失，并须将他荣誉普及到二三五军去，尤其是二军更需要。 第二，一二三五各军都要统一在冯总司令统率之下，对内整理，对外作战，万不可妄想各自树立单独行动，致分裂革命势力，尤其不利于作战，国民二军在河南失败便是前车之鉴。 第三，国民军并不是简单的军事势力，乃是一种政治势力，他的势力应该很深固的建设在民众势力之上，尤其是农民。应该由国民军兵士的群众中，叫出“军人和农民合作”的口号；国民军所到的地方，都应该帮助农民（佃农与自耕农）反抗地主过分的剥削，反抗土豪、劣绅、讼棍的鱼肉，剿办扰害农民的土匪，严惩贪官污吏更不待言；应该唤起农民对国民军的同情心，由农民自动的供给国民军以食粮，不应该以赋税的形式强迫农民增加负担；应该尽力帮助农民的组织、教育与武装；应该使农民群众成为国民军的后备军。同时国民军也就是保卫农民利益的军队。 第四，国民军暂时不必急于向外发展，首在要整理内部，充实其战斗力，使奉张不敢轻于尝试。军中下层的政治训练尤其重要，不仅要使每个将领每个兵士都能够打战，更要使每个将领每个兵士都懂得为什么打仗。总司令一个人决定要革命是不够的，必须在下层的政治训练工作上充分努力，使每个将领每个兵士都认识自己是一个革命党，都有为民族自由而战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自由与生命之决心。 第五，对于蒙、回少数民族，应该尊重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以引导他们参加全国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争斗，至少也要使他们不妨害此争斗。我们不可一面反抗国外的帝国主义者，一面对国内的少数民族，自己也成了帝国主义者。 第六，尽可能的（只要不损失主权，虽借用外债亦可）完成陇海路，在商业上文化上，都非常必要。 署名：独秀 《向导》周报第一七七期 1926年11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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