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上海|陈独秀

革命的上海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人口超过二百万的上海，为全国工商业之中心，革命运动之客观的条件，它在全中国各大都市中是第一具足的了。所缺乏的是主观上的革命思想与意志。上海市民缺乏革命思想与意志之故，第一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之资本势力，已经使上海市民“洋奴化”了数十年，尤其是上层阶级，如买办、洋货商、工部局海关职员、基督教青年会，以至于英美留学生出身之大学教授及教会大学之学生等：他们的民族观念，差不多被外国金钱势力毁灭完了；即至下层平民，都免不了崇拜洋人势力和买办地位的心理，不过他们比上层阶级的人们和外人较少直接利害关系，因此他们的原始排外观念，有时还能够在外人过分的欺压中表现出来。上海纯粹是个商场，从前除教会的奴隶教育外，很少本国的学校自己的文化（所谓自己的文化，是指中国人自己建立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美术、文学的教育而言，不是指什么东方文化与国粹），这乃是上海市民缺乏革命思想之第二原因。

　　欧战中，中国工商业得了一点发展的机会，于是上海在买办和洋货商以外，新生了一些纱业家、丝业家、航业家及国货商，和外国资本有了一些小小冲突；同时，德国、俄国的革命，使全中国人的心理起了一个大变化，上海市民自然也非例外，一时革新的潮流弥漫了全中国，革新的青年集中了上海，更集中到文化运动与平民运动。因此，上海市民，在客观上在主观上，都生了剧烈的变化，因此，自“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上海市民遂由洋奴化，渐渐行向革命化了。

　　现时上海市民之革命化的现象是怎样呢？二十多万产业工人不但站起来要求生活改善和阶级的组织（工会），并且大规模地参加政治争斗。有很大数量的手工业工人和商业职工，也渐渐起来做经济的罢工，组织职工会，加入国民党，且不满意于国民党中的右派，他们参加五卅周年纪念运动，其热烈并不在产业工人和学生之下。学生大部分是革命的，虽然有少数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从中消极的怠工或积极的捣乱，终以学生群众倾向革命，他们尚无法破坏学生的战斗总机关——上海学生联合会。中小商人因外国帝国主义、本国的苛税杂捐及大商企业这三种压迫，也渐渐倾向革命：如不满意于总商会的妥协态度，反对北京军阀政府牺牲关会与五卅案交涉借款卖国，反对北京军阀政府以烟捐向英美烟公司抵借巨款，反对卷烟税，反对军阀破坏闸北自治，反对宅地税，反对省政府停止土布免税，反对闵库增设烟酒令卡，反对省政府增加米捐，反对房捐带征保卫团经费等，都充满了怨愤不平的呼声。至于反对中外官厅护庇烟土，反对增加房租，要求抑平米价，更成了一般平民普遍的运动。最近浦东塘桥乡，竟因巡警征收门牌费，惹起了数千人的暴动。

　　以上各阶级的民众，即是上海市最大多数的民众，都已经脱离洋奴化，而有了政治的觉悟了。

　　大商阶级是怎样呢？他们的大部分还留在买办阶级的领域，代表他们的是上海总商会。上海总商会和代表上海教育界贵族的江苏省教育会，是上海市两个反动势力的总机关。大商阶级中，近来虽然有了少数反对派倾向，如虞和德、霍守华等，然而他们当中的不同，只是多数派乃纯粹买办阶级性，无条件的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合作，少数派稍带一点民族资产阶级色彩，须有条件的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合作。他们对于工人运动也有不同的态度，多数派绝对仇视工人运动，少数派想拿一点改良政策利用工人，以爱国名义为他们对帝国主义要求利益而牺牲，并且主张工人不必有自己的组织。此次总商会选举，多数派得了完全胜利，他们今后和帝国主义者比虞和德时代更要亲密地合作。

　　大商阶级，在上海民众中虽是少数，而实力却颇雄厚，可以做帝国主义及军阀有力的工具，因为他们掌握着财政金融机关和舆论机关，并且有武装队（保卫团）。因此，在上海市民的民族运动中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是：或者由革命的工人阶级领导此运动，一直行向革命，以至完成全中国的民族解放；或者由妥协的大商阶级势力影响一切民众，渐渐回复到从前“洋奴化”的上海。

　　凡是一个革命家，固然不应因抱悲观而至于看不清革命的环境，然亦不应过于乐观而至忽视革命环境中每个危险，更不应由乐观而至于夸大自欺，陷于超过实际可能之推测。大商阶级之妥协，有意的或无意的背叛民众出卖民族利益，这是革命的上海之最大暗礁，在民族运动之长期争斗中，此暗礁时时都会发生危险。

　　上海是全中国工商业之中心，亦即一切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中心，同时更是中国中部长江流域精华所萃聚，亦即英国帝国主义者势力范围之根据地；从前太平革命势力一达上海，英国即举全力与之决死斗，今后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争斗，在上海也须比任何地方有更长期的争斗。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失败，乃是他们在中国之最后失败；中国民族在上海的胜利，也是我们对帝国主义之最后胜利。在这困难的长期争斗中，妥协的大商阶级势力有更多更大发展之机会，可是我们也并非幻想能够马上一举而获得最后胜利，不妨得寸思尺的逐渐获得胜利，逐渐革命化，逐渐摇动帝国主义者在华势力之基础；唯必力避大商阶级之危险的暗礁，即“中外合作”之幻想，方不至由现在革命的上海，行向从前洋奴化的上海！

　　孙传芳、丁文江要的是“大上海”，我们要的是“革命的上海”，因为洋奴化的上海越大越糟。

　　署名：独秀

　　《向导》周报第一六〇期

　　 192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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