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枪会与中国的农民暴动|陈独秀

红枪会与中国的农民暴动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六日）

　　中国是一个大的农业国，我们或者可以说农民暴动是中国历史之骨干。远者如陈涉辈辍耕而叹，如赤眉、黄巾、黄巢等役，如闯献之乱，都是官逼农变；近者如洪杨、义和团及红枪会这三件事，更是很明显的农民暴动。

　　无论士大夫怎样诅咒农民暴动，而由陈涉一直到红枪会这二千年一贯的农民暴动历史，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任何民族中封建社会时代的农民，他们的思想都不免有顽旧迷信的色彩；他们的行动往往遍于破坏而不免于野蛮，这本是落后的农民原始暴动之本色。士大夫固然有理由诅咒他们的思想与行动，然而没有理由诅咒他们对于统治阶级之反抗暴动。因为中国最大部分生产者是农民，同时却是被统治被压迫的阶级；压迫农民的不但是统治阶级（从前的朝廷现在的军阀）及其官吏，士大夫表面上好像是站在统治阶级与农民之间，而实际上是接近城市政权，附属于统治阶级，也要压迫农民的；所以分利的统治阶级之暴政一到了某种程度，生产的被统治阶级即起而反抗暴动，即农民对于政府官吏及士大夫之反抗暴动。这本是中国历史的惯例。

　　现在的红枪会运动，就是这历史的惯例之一。有广大农民群众的红枪会，已普遍了河南、山东全省和直隶之南部、安徽、江苏、江西之北部，黑枪会、黄枪会、白枪会都是他的姊妹团体。河南、山东的军阀，把他们当做土匪，整千整万一连几数十个村庄的屠杀，然而他们实是武装自卫的农民，而不是土匪。他们的大多数不但不是土匪，而且仇视土匪，因此土匪时常勾引官兵来屠杀他们。

　　红枪会的政纲是：反抗军阀，反抗贪官污吏，反抗苛税杂捐，反抗土匪。他们的思想顽旧迷信，和前代农民一样，他们的反抗暴动之性质，也和前代农民一样。他们当中也许杂有少数土匪，而大部分是农民，且许多是小有土地的农民。他们的首领也有腐化为军阀利用之可能，而群众是要反抗军阀苛税到底的。

　　《新闻报》五月二十五日开封通信说：“豫东杞县、通许一带之红枪会，自经李鸿翥用大炮轰击后，村庄被焚者已百里内无人烟，人民死者数以万计。……通许知事至乡间，合集绅民劝导，绅民质问知事曰，‘不教我们信红枪会极易，只要先教地方不见土匪，不再派苛税，不再派恶军队骚扰，完粮纳税一律收用纸洋。’知事语塞，狼狈而遁；会众中之妇孺争以瓦砾追击知事之轿。知事回报后，寇（英杰）知不可以理喻，遂电李速剿，而大祸作矣。”

　　人民要求地方不见土匪、不派苛税、军队不骚扰、官厅收用自己所发行的纸币，便是不可以理喻，便应该用大炮轰击，便应该焚杀得百里内无人烟，我们要问诅咒农民暴动的士大夫，这是什么理由？

　　士大夫或者以为农民暴动扩大起来，会造成洪杨时代恐怖的局面。他们这个远虑是有理由的。洪杨时代农民革命的一段历史，被士大夫宣传得十分恐怖；可是实际上究竟怎样呢？此事且不暇博征，姑举最近一点材料，作为参考。

　　本月六日上海美国侨民团到松江瞻拜华尔将军之墓（美人华尔于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率长胜军助清军与洪杨军战死于松江），福开森演说中有言：

　　是时居华之美名士前同文馆总教授丁韪良博士，曾再上书于美检事长库兴，力言承认南京革军政府之必要。英牧师杨格非、莫维廉、艾约瑟等，皆以革军功成，将为中国莫大之利；杨格非于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中有云：“彼较之皇党，实有数百年之进步。”……驻沪英麦领事，于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上英首相报告书中，亦谓革军领区内，“人民皆安居乐业”，而皇党辖境，则“贼盗横行”。……当时革军所宣传之宗旨，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一日大陆记录中记其简要如下：

　　（一）治理中国者应为中国人，非满人；
　　（二）专制政府之闭关政策，应即废除，俾中国亦为国际中之一分子；
　　（三）应采用外国之美术品及制造品；
　　（四）应与外国定友善之国交，中国物产亦应与外国交易，以辟富源；
　　（五）采用外国工商业上之新发明。

　　依据这些材料，洪杨之太平军，未必像当时倾向皇党的士大夫所宣传的那样令人恐怖。况且现在离洪杨时代又有六十余年，中国农民已不无多少之进步，现在比那时又有了革命的政党与军队，倘与农民力量结合起来，当然可以减少前代农民暴动中顽旧迷信、野蛮破坏的成分。

　　总之，在北洋军阀统治蹂躏下之北方十余省农民，想他们不反抗和暴动，这是客观上不可能的事；任其自然暴动好呢，还是引导他们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旗帜之下好，这是中国目前一个紧要问题。士大夫盲目诅咒农民暴动，是一件无效的事。

　　署名：独秀

　　《向导》周报第一五八期

　　 1926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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