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右派大会|陈独秀

国民党右派大会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个党内发生左右倾的争论或派别，这本是各国政党中恒有之事，用不着大惊小怪。中国国民党本早已有了左右倾的事实，而许多老党员抵死不肯承认，以为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故意造出这个名词以图离间国民党的，至少也是由于共产党之神经过敏；及至现在右派公然有了和左派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组织，仍然要说：“他们（指共产党）一方面尽量的宣传左右派别，使国民党分子自相歧视（此之所谓左右是以和共产派的主张同异而区别）。”只许自己做，不许别人说，真是一件怪事！

　　至于左右派之分别究竟是什么，右派之内容究竟是怎样，我们都曾经讨论过，或者他们以为这都是我们的推论或误会，不足为据；现在右派的上海大会，已将他们的理论具体的负责任的在大会宣言上公表出来，我们把他们的宣言和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所通过的孙总理提出之宣言，对照一读，便能够明白：所谓左右派，真是我们“以和共产派的主张同异而区别”，还是他们（右派）的主张，和孙总理生前亲身领导的国民党所决定的主张实有不同。明白了这些，便知道国民党中实有左右派的事实存在，并不是由于共产党故意造谣或神经过敏；而且可以知道年来国民党内的纠纷，不尽是因为右派排斥共产派，而实有左右派因主张不同而冲突的事实存在。

　　孙总理所决定的联合苏俄及容纳共产分子这两大革命政策，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到第二次全国大会，都未曾变更或加以修正。右派的西山会议，即以变更联俄联共这两大政策为目的；由西山会议而产生的此次上海大会，也是同样的目的。此次大会宣言上关于联俄之主张，表面上虽然说：“吾人于此，绝不贸然将苏俄列于其他帝国主义之林，一反联俄政策。”同时，实际上历数苏俄对中国侵占领土，把持中东路，侵略外蒙，指勒庚子赔款等罪，和张作霖及其他反革命派对于苏俄之宣传论调，完全一致，事实如果是这样，其结论安得不“一反联俄政策”？且在事实上，他们的重要分子如孙镜亚、何世桢，竟在反赤大联合之化身所谓国民外交协会担任文书主任、宣传主任之职，如此而还非一反联俄政策，什么才是一反联俄政策？他们根本不了解苏俄，遂因而不陈解以苏俄共产党为一重要成分的第三国际。第三国际是各国共产主义的党派结合，即戴季陶所谓横断国际；国际联盟是各资本主义的国家结合，即戴季陶所谓纵断国际；他两个的性质真所谓风马牛不相及，和第三国际对抗的是第二国际不是国际联盟。然而右派的宣言上，竟说：“国际联盟与第三国际，此世人所视为两不相下之对抗壁垒。在吾人视之，则确有程度之相差，吾人若代表弱小民族视此两个国际，则便无所短长，盖皆基于战胜民族之组织也。”他们称第三国际与国际联盟为两不相下之对抗壁垒，大概是不曾看清季陶的文章。他们视此两个国际无所短长，都是战胜民族之组织，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曾知道第三国际是一个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组织，而不是一个民族的组织，更不是一个什么战胜民族之组织，战胜民族中之英、法、美、日、意、比等国的共产党固然在第三国际，战败民族中之奥、匈、土等国的共产党也在第三国际，被压迫民族中之印度、埃及、爪哇、朝鲜、中国的共产党也在第三国际；他们更不曾知道第三国际是遵守列宁“扶助被压迫阶级”、“扶助被压迫民族”这两大革命遗教而奋斗的，在另一方面，国际联盟完全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所把持的压迫弱小民族之总机关。在事实上，第三国际所号召的“不侵犯中国（Hands off china）”，在欧洲各国尤其是在苏俄已成了很广大的群众运动，在另一方面，中国历年来在外交上对于国际联盟的呼吁，得着过什么应声？他们（国民党右派）不知道这些有所短长的事实，因此不能瞭解孙总理联俄联共的政策之真实意义，因以在实际上取了反俄反共的态度，他们口头上说绝不一反联俄政策，不过借此掩饰他们显然违反孙总理的政策之痕迹罢了。他们对于共产党之态度也是这样。此次宣言上，一面说：“吾人当认为友军两不相迕”，“或有分则相求之可能”；一面：中国共产党“中饱五卅惨案捐款至四十七万之多”，“甚至起反动于本党之政治策源地”（按此句殆指三月二十日广州事变）。他们所指责的这两件事如果是事实，则中国共产党的罪恶，更加于研究系、政学会、安福部之上，人人得而诛之，国民党为什么还当认为友军，还有什么和它相求？民国元二年间，国民、进步两党，在报上相互造谣攻击，已经不是正当的态度，况且在一个党正式负责的宣言上，任意造谣诬蔑它所自认的友军，这是何等太不自重！至于广州事变，其中心问题之中山舰调动阴谋，现已水落石出，究竟是谁起反动于国民党之政治策源地——广州？他们的宣言上，又说共产党“广设济难会为猎资及宣传其主义之工具”。按“济难会”本是不分党派的社会团体，其经费出入照例是公开的，任何党派都不应据为宣传其主义之机关；照右派宣言上那样说法，是不是公开的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告密，破坏这一个救济政治牺牲者的社会团体？

　　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所解释之三民主义的内容，可以说是国民党的根本政纲；并且这宣言是孙总理向大会提出的，当然不能说是汪精卫所伪造，更不能说是共产党的主张，所以当时右派的首领冯自由，不但反对共产派，并且反对孙总理。可是此次右派大会宣言的内容，显然和第一次大会宣言相抵触，其要点如下：

　　（一）在民族主义方面，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一方面，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第二方面……辛亥以后……中国之政府乃为专制余孽之军阀所盘据，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于是国内诸民族，因以有杌陧不安之象，遂使少数民族，视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而此次右派的大会宣言则说：“而民族间之生存竞争，至今犹为不可避免之事实，由生存竞争而形成的两个壁垒：其一为战胜民族，其一为被征服民族；……是以本党之民族主义，主张融合此人类四分之一人口以与战胜民族抗。”他们（右派）把人类分为战胜民族与战败民族两个壁垒，而不把他分为帝国主义者与被压迫者两个壁垒，又指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是主张与战胜民族抗，而不说是与帝国主义抗，这和第一次大会宣言所解释的民族主义之第一方面显然不同。土耳其对于协约国是战败者，对于希腊是战胜者，它究竟是战败民族呢，还是战胜民族？右派的民族主义若不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战胜民族，若丢开主义而以战胜战败定反对或同情之标准，则反对英、法、日、美，同时也要反对苏俄，或者也要反对土耳其，甚至中华民国若对帝国主义者战胜了，也应在反对之列；更进而应用到国内问题，固应反对战胜的奉、直军阀而同情于战败的国民军，同时也应反对战胜的国民政府而同情于战败的陈、林、刘、杨了。我们希望中华民国永远不变为帝国主义者则可，若希望中华民国永远不变为战胜民族则似乎不可。丢开主义，不问是非，专与战胜民族抗，我们真不懂得国民党右派这种特别的民族主义是什么一种逻辑？我们固甚希望蒙古将来能为中华民国联邦之一，然亦必须军阀政府推翻全国的国民政府成立，始有资格始有余暇和蒙古民族商谈此一问题；而此次右派宣言上，竟将“叛国”、“僭窃”等徽号加诸蒙古政府，视蒙古民族的独立宣言与宪法如无物，这是明明违反了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自决权之宣言。

　　（二）在民权主义方面，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民国之民权……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群言之，则凡真心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国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而此次右派宣言极力号召全民政治，虽然与第一次大会宣言所解释的民权主义相违。

　　（三）在民生主义方面，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的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而此次右派大会宣言，竟轻轻的将这两个口号去掉了，“平均地权”是中国国民党最初期同盟会时代的党纲，宋教仁改同盟会为国民党时，新党纲上，轻轻的把“注重民生”代替了“民生主义与平均地权”；不幸的平均地权这一口号，现在又第二次被右派抛弃了！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己而奋斗也。而此次右派大会宣言忽说：“今不患农人之无知，而患地主之不悟，地主若觉悟……则农人之困苦当立即减轻以至于无所困苦，俾农人于团结组织之中，不致发生阶级斗争之惨祸。”又说：“直接使工人得较善生活者雇主，而间接使工人得较善生活者社会，盖此种担负，实社会消费者所共任，此社会上大多数之经济利益所以常相调和也。”两相对照起来，前者是主张为农夫、工人之解放反对特殊阶级而奋斗，实质上是不反对阶级斗争；后者则是希望地主觉悟以免除农人之困苦，希望雇主施恩使工人得较美生活，实质上是主张阶级调和，是反对阶级斗争，且明言“阶级斗争之说，至易破坏国民革命，吾人为统一国民革命阵线之故，势必截断其主张”（季陶先生闻此言否？）。

　　国民党右派，不但有了和左派分离的组织，现在又有了和左派不同的政治主张（这个不同，是右派大会宣言的主张和孙总理所领导的左派主张不同，而不是和共产党主张不同）。有了这些不能否认的事实，所谓国民党左右派，大概不是共产党造谣离间或神经过敏了罢！如果右派能够仍旧接受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而取消他们的此次大会宣言；如果能够取消他们自己的各级党部，而回到广州中央党部统辖之下；我们就甘心承认造谣离间或神经过敏之罪。

　　可是事实上我们已不能奢望右派向左回到广州中央，只得竭诚奉劝他们不要再向右跑到反革命派那边！因为右派中有些较右的分子，已经和反革命派章太炎、黄大伟、邓家彦、徐绍桢、童理璋等所组织的什么国民外交协会合作；这个国民外交协会，和陈炯明派章太炎、黄大伟、马育航等所主持英政府及张作霖所资助之反赤大联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团体。蒙他们不弃认我们为友军，现在敢以友军资格，希望他们和我们在相同的口号“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工作上合作；并敢以友军资格，奉劝他们勿跑到反革命派那边，宁可使我们受神经过敏之咎，不可使我们不幸而言中！

　　署名：独秀

　　《向导》周报第一五〇期

　　 1926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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