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陈独秀

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

　　（一）赤是什么？（二）各国反赤的是谁？（三）中国反赤的是谁？（四）他们在中国所反的赤是什么？（五）反赤运动因何在中国民族运动高潮中发生？（六）反赤运动影响到中国民族运动是怎样？

　　在中国民族运动的高潮中，突起所谓反赤运动，其意义与影响如何，凡是关心中国民族运动的人，都应该加意研究这一问题。

　　这问题劈头所要研究的就是什么是赤。此时所谓赤化、所谓反赤这些名词，在社会上很流行，几乎演剧上广告上都要用做材料以惹人注意；可是究竟什么是赤，大半还不甚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无意识的随声附和，或有意识的拿做攻击敌人之武器罢了。赤之名起于苏俄十月革命，以赤色为旗帜，创立赤卫军以保障俄罗斯无产阶级及农民对于资产阶级、地主及西欧帝国主义争斗之胜利，赤之内容如此，其后世人称十月革命为赤色革命称苏俄为赤俄以此。

　　其次，我们要知道的，各国中主张反赤的是那种人。各国中主张反赤的，只有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与政党这班少数人，不但工农大群众是表同情于赤俄的，即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如英国的萧伯纳、罗素等，他们的根本思想虽不是赤的（他们若在中国，孙传芳当然要觉得赤得应该杀头，罗素屡屡发同情于中国民族运动的言论，指斥英国，中国的国家主义派也当然要加上他一个新式卖国贼的头衔），然而绝对不主张反赤，并且有时感觉得帝国主义的国家之过分横暴，宁表同情于赤俄。

　　再其次，我们便须检查中国主张反赤的是哪种人。此时中国主张反赤的有两种人：一是军阀中之反动派，如奉系之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直系之吴佩孚、孙传芳，粤系之陈炯明、魏邦平等；一是知识者及政客中之反动派，如国家主义派、研究系、安福派、中和党及老民党分子章太炎、冯自由、马素等。张作霖和日本之关系，是人人所知道的；在五卅运动中，从奉天到上海，奉系军阀整个的替英、日帝国主义者扑灭中国的爱国运动，这也是人人所知道的；李景林、张宗昌在直隶、山东当官胡子，吴佩孚讨贼通电中很骂得痛切；吴佩孚至今还要拥护曹锟的宪法，他此次联奉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手作合，英国助他一万五千支快枪，如果不被孙传芳中途夺去，马上便会到手，最近还派代表到日本勾结俄国白党土匪谢米诺夫，招集俄白党五万人南下攻打国民军；受上海领事团面谕暗杀刘华的孙传芳，他的反动程度也不让吴佩孚；陈炯明、魏邦平受香港政府的庇护帮助而扰乱广东，乃是很明显的事实；国家主义派的首领自称师承墨索里利，他们《醒狮》报和帝国主义者最近在上海所办的《独立报》，有明显的关系，把他们列在反动派当不冤枉；研究系中为许多人头脑并不甚反动，然而他们的行动，从前清到现在，却都站在反动派方面，最近仍然力助吴佩孚，他们的大将马不停蹄奔走奉天、杭州、南京、长沙、衡州，为吴佩孚效力；亲日卖国的安福派，不用我们再说了；还在秘密酝酿中的中和党，他的创始者是尤烈（致公堂即三合会的首领）和徐绍桢父子，孙传芳攻南京时，他们曾想召集一些失职军人与帮匪组织中华救国军，做奉军袭取上海之内应，嗣即随着张宗昌战败而失败了，这个党，和老民党的反动派陈炯明派及什么反赤大联盟，几乎是一个东西，若再加上国家主义派，有产生一个貌似的中国法西斯特党之可能，这个党的反动性，较之研究系、安福派，还要后来居上；章太炎始终是个反革命的东西，辛亥革命时，指斥孙、黄为小丑，首先通电主张统治中国非袁项城不可的就是他；冯自由以南京临时政府的稽勋局长投降袁世凯当侦探，因此曾在上海会审公堂控告吴稚晖先生；马素曾为杨希闵、刘震寰乞援于香港致府攻打广东，近又上书吴佩孚请讨冯玉祥。原来中国主张反赤的就是这班先生们，并且这班先生们的背后，大半都有帝国主义者发踪指使，所以稳健的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右派大部分还未加入他们这个运动。

　　再其次，我们便要研究他们所反的赤是些什么人是些什么事。他们所反的赤如下：

　　苏俄；

　　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及广东国民政府；

　　冯玉祥及国民军；

　　郭松龄；

　　贾内阁；

　　上海总商会会长虞和德。

　　我们把这些分子列在一个表上，可谓不伦不类极滑稽之至了，然而他们都一概被指为赤化，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这些分子当中实有一共同点，即他们或是有反帝国主义之决心，或是他们现时的举动在客观上是于帝国主义者不利的，所以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一概加以赤化之名。

　　赤俄的内政，似乎用不着别国人反对，中国人反对赤俄，当然是反对赤俄对于中国之关系：一、在中俄外交关系上说起来，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在中国把持海关，驻扎海陆军，据有租界及租借地，施行领事裁判权，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反对赤俄之必要？蒙古问题中俄协定已明白规定了，我们自己无暇把中蒙的关系弄好，难道承认赤俄有将蒙古交给中国之权利吗？中东路诚然还在中俄共管的状态中，诚然我们不应该主张永远用这样办法，可是现在要责赤俄把中东路管理权完全归还中国，我们有何方法可以保证该路不至由张作霖转入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者之手？二、在赤俄援助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上说起来，赤俄援助中国革命，诚然是事实；但现在所援助的决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民族革命。一年前法国《晨报》即极力鼓吹“英、法、日、美应联合压迫中国，恢复国内秩序，以免赤俄在亚洲势力膨胀，否则莫斯科从中援助之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将发展到中国”。这便是赤俄援助中国革命之正确的说明。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支部，向来不曾和苏俄发生过直接关系，他和苏俄的共产党同属于共产国际，他们根本的政治理想固然是同的，但是因为政治的经济的环境之不同，而革命之步骤便也不同，所以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政纲与行动，乃是要完成中国民族革命的要求，即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到底。

　　中国国民党，在过去的历史上，在现在的政纲上，都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党，这是人人所知道的。国民党的右派不用说了，即他的左派，在理想上在行动上，都只是一个民族革命者，实无所谓赤。左派执政的广东国民政府，他所努力而有点成绩的只是两件事：一是对外援助民众抵抗帝国主义的香港政府之压迫，一是对内解散了许多不法军队，统一了全广东的军政财政，免除了一些苛捐杂税，禁止了赌，给了人民一点生命、财产、集会、结社之自由，这都是赤化吗？

　　说冯玉祥及国民军赤化了，那更是冤枉。冯玉祥所统率的国民军第一军，的确是很有纪律的军队，全中国现有的军队，算是冯玉祥及蒋介石所统率的军队最有纪律不扰害人民，若说这两种军队是赤化军，我们敢代表全国人民欢迎这赤化军，并哀求全国军队都变成这样的赤化军。冯玉祥根本的政治理想，只是封建时代的旧套“勤俭爱民”四个大字，他治军甚严，对于部下任何级军官，决不容许他们违反他这个政治理想；他并且要把他的理想推行到全国，无论何派，凡是违反或超过他这个政治理想的，他都很难与之合作，与其说他主张赤化，不如说他主张冯玉祥化。然而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为什么加冯玉祥以赤化之名呢？正是因为他和反冯玉祥化而做帝国主义走狗的张作霖、吴佩孚作对，及他多少接受了孙中山反帝国主义的主张这两个缘故。

　　郭松龄倒戈时的通电，不过主张实行民治，优待劳工，整顿金融，兴办矿山，便利交通这几件事，并且还主张严防激党，照道理实在说不上什么赤化；然而张作霖、杨宇霆及奉天商会竟异口同声指责郭松龄赤化了。可是郭军倒戈攻奉，几乎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失去有力的工具，这便是郭松龄应得之罪。

　　说贾内阁是赤化内阁，那更是可怜了。贾内阁开罪于帝国主义者的，只是通过讨吴令这一件事；贾阁阁员有赤化嫌疑的，只是王正廷、易培基二人，王氏本是一个耶教徒而兼新官僚，只因为他经手成立了中俄协定的草案，又主张不平等条约应该修改，便犯了滔天大罪——赤化。易氏不过是一个比较进步的教育家，只因为他反对亲日卖国的段祺瑞，也犯了赤化的罪。

　　至于说虞和德也赤化了，那益发滑稽之至。上海的工贼曾散发传单说虞和德是共产党党员，现在穆藕初也指责虞和德赤化了；可是虞氏虽未赤氏，他却主张关税自主，又主张设立海关公库，并且胆敢批评上海纱厂待遇工人不好，开罪安格联，穆藕初一班人，也算是咎由自取。

　　综观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在中国所反的赤，其人除苏俄及共产党外，实无所谓赤，其事除实际参加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或有参加民族运动的嫌疑外，亦无所谓赤。不过帝国主义的走狗可以说联合被压迫民族以反对帝国主义，本是赤俄的外交政策，因此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即是赤化运动。如果是这样，赤化运动就是民族运动，反赤运动也就是反民族运动了。

　　再其次，我们应该知道反赤运动因何在中国民族运动高潮中发生。我们既然认识反赤运动就是反民族运动，我们便已经知道为什么反赤运动是当然随着中国民族运动高潮而发生的了。据上面所述法国《晨报》的说法，帝国主义在一年前已经决定了以反赤运动扑灭中国民族运动的计划。五卅运动起，帝国主义者知道中国的民族运动已经不是单纯的炮舰政策所可扑灭的了，势必动用宣传力量；可是宣传的方法又不便直接反对中国民族运动，于是乃用反赤口号来破坏中国民族运动，从伦敦到上海，从北京使团到各地的东西各报，一致宣传五卅运动是赤俄煽动的，是中国赤党主持的；可是他们东西文的宣传品，不能使中国民众普遍的了解，于是他们乃雇用一些中国人，在上海印发《诚言》报，每期数十万份，广布于市民，一面为帝国主义的工部局辩护，一面攻击赤俄与中国共产党；可是那时中国民族运动潮犹在高涨中，并且民众都知道《诚言》报是帝国主义的工部局直接发出的，不但不发生效力，而且代印《诚言》的商务印书馆和转载《诚言》的新、申两报，都受了民众的惩罚，于是帝国主义改变其对中国民族运动的政策，一面以退让的态度欺骗中国的资产阶级使之妥协，一面向各方面收买中国人，使他们自己出来做反赤宣传。帝国主义者这两个政策，给中国民族运动很大的打击，其效力竟在炮舰政策以上。五卅运动因为资产阶级妥协及反赤宣传这两个打击，运动的高潮遂渐渐低落下去；帝国主义者遂乘此高潮低落的时候，转向中国民族运动开始反攻。其反攻的策略，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来的计有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嗾使他们的走狗奉、直两系军阀，以反赤的口号封闭全国的爱国机关，禁止全国的爱国运动；第二是嗾使他们的走狗扩大反赤宣传之范围，由攻击苏俄及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扩大到攻击国民军冯玉祥、郭松龄以至贾内阁、虞会长等，凡稍有一点参加民族运动嫌疑的人，都加以赤化之名；第三步是帝国主义者亲自公开地向中国进攻，在北方以武力援助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吴佩孚、靳云鹗，向有赤化嫌疑的郭松龄及冯玉祥等国民军进攻，在南方则命令英籍税务司借故封锁广东海口，在上海则逮捕五卅运动中的工人首领刘华交孙传芳枪杀了，并且在租界内禁止中国商民使用“五卅”这个名词；第四步是由反赤的宣传，更进一步到反赤的组织，将由这些组织，来根本肃清所谓赤化势力即一切参加中国民族运动的势力。他们这项组织，计有两种，一是国际的，一是中国的。国际的组织，据三月十三日的《时事新报》译载上海《字林西报》说：“本埠各国人士，组织一护宪会，以抵制过激主义，十二日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在夏令配克影戏院开第一次英语大会，演说者有霍华德、琼斯裴德等，同时并在日本人俱乐部开日语大会，在法国总会开法语大会。按护宪会系一国际团体，其总部设于上海，于中国各大都会均设分会，四月间将在上海开全中国大会，香港、广州、汕头、天津、汉口等处，均将派代表出席，其目的在使公众咸知过激主义之危险，计加入此会者已有十五国，上海总委员会之组织，系每国各推代表二人，内分十股云。”各国帝国主义者若说过激主义于他们自身有危险，那诚然是事实；他们若说恐怕过激于中国人有危险，忙着出来做反赤的组织宣传活动，那便未免爱护中国人太过了，我们哀求他们少欺压点中国就算是深仁厚泽了，倒不必这样过分的爱护中国人！各国帝国主义者特于三月十二日开第一次护宪大会，和他们所指为赤化的孙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会对峙，这也是他们很有意义的示威运动。中国的组织，就是所谓反赤大联盟；这个大联盟的总机关在上海法租界铭德里一号，他的领袖，据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章太炎、尤烈、徐绍桢、魏邦平、冯自由、居正这班人，除魏邦平外都是所谓老民党，他们的目标就是反对苏俄、中国共产党、南方的国民政府、北方的冯玉祥及国民军。此外还有一个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成立在反赤大联盟之前，在中国可算是反赤团体之前辈；他们所反对的目标，完全和反赤大联盟一样，他们以为危害中国国家的只有苏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国民军，而不是帝国主义者及张、吴等反动军阀，自五卅运动以来，他们对于每次反英、反日、反奉、反吴的民众运动，一概不肯参加，只孤独的在他们的机关报《醒狮》上，大声疾呼地向反帝国主义的苏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进攻，为帝国主义者出了不少的气。好了，他们现在却不孤独了，他们有了姊妹团体反赤大联盟了，他们的《醒狮报》，和帝国主义者最近在上海所办的《中国报》及《独立报》，也算是姊妹报。

　　他们这些反赤的组织和宣传经费是从何处来的呢？二月廿日的上海《字林西报》伦敦通信告诉我们说：“已由英伦国家银行汇英金六十万镑到上海汇丰银行，作为反对中国民族运动及苏俄宣传之费用。”在中国民族运动的高潮中，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享特殊而且不法的权利已有开始动摇的征象，如果真能由此区区英金六十万镑，扑灭了最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所谓赤化运动即中国民族运动，使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之利益与威权，得以重新巩固起来，岂不是本小而利大么！？

　　最后，我们应该研究反赤运动影响到中国民族运动是怎样了。现时中国的政治争斗，已经分成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和反民族运动的反赤运动两大联合战线的营垒了，孰胜孰败，乃是中国盛衰存亡紧急关头！反赤运动实际上就是反民族运动，然而他们表面上不但不说反对民族运动，并且还要说赤化足以亡国，反赤正是救国。可是他们所反的赤，依据他们反赤之对象，当然不是指赤俄的社会革命运动，并且事实上中国也还没有这个运动，正不必无的放矢；他们所指的赤，只是指民族运动中反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因为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是赤俄喊出来的。五卅运动初起时，上海总商会的领袖对上海总工会的代表说：“外间已经宣传你们赤化了，你们的宣传品上万不可再说什么打倒帝国主义呀！”国家主义派也向来不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因为这是赤党的口号。仅此两件事已经可以充分说明：在中国所谓赤化乃指反帝国主义运动，所谓反赤就是反对这个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是赤不是赤，我们不须研究，所须研究的乃是反帝国主义在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中有何意义。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中国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外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内受帝国主义工具——国内军阀的扰乱，不打倒帝国主义，试问中国民族如何能够得着自由？现在国民党右派中有人说：“我们民族主义者所谓打倒帝国主义，乃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而言，至于打倒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乃是赤党世界革命的主张，和我们是不同的。”这种见解非常糊涂。在理论上，现代立国于世界，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离开国际关系闭关自守之可能；在事实上，俄罗斯与土耳其，都已经打倒了帝国主义在他们国内的势力，然而各帝国主义的国家仍然包围着俄罗斯与土耳其，想乘机夺去他们的自由；所以被压迫的民族，非到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完全倾覆，是不可停止反帝国主义运动而高枕无忧的。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如果反帝国主义运动是赤化，这种赤化，在民族自由运动上是最有意义的；如此，反赤运动不是破坏民族运动是什么？如此，究竟是赤化运动足以亡国呢，还是反赤运动足以亡国？这都是理论问题，再就事实上说起来：究竟是反赤的军阀政客可以救中国呢，还是他们所指为赤化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可以救中国？现在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的奉、直军阀结成了联合战线想来宰制中国，他们若能得到胜利，中国的民族自由运动将是怎样？我们环顾国外，能实力援助中国民族运动的，除赤俄外还有谁？我们环顾国内，能实力为民族自由奋斗而反抗帝国主义者及奉、直军阀这一联合战线的，除了被指为赤化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之外还有谁？若依反赤运动扑灭了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的势力，胜利的不是帝国主义者及奉、直军阀又是谁？他们的胜利，不是中国民族运动的失败又是什么？

　　因此，我们可以得着一个结论：中国反赤运动和中国民族运动之消长，是要成反比例的，这是关心中国民族运动者所不可忽视的一重要问题。

　　署名：独秀

　　《向导》周报第一四六期

　　 1926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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