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陈独秀

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

　　（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政治之根本的改造，只有“组织民众积极革命”八个大字为正确的有效的方法；然而自来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改革家，总脱不了浪漫的倾向：激烈的往往走到暗杀或暴动（一时无组织的暴动）的路上去，和平的往往走到不合作（新村运动也归在这一类）的路上去，或左或右，或上或下，绕来绕去，总不肯向正确的有效的革命轨道上走。这些浪漫的倾向，自然是社会改造运动中不幸波折，却是阶级根性上历史的遗传，非一时所能脱净的。从事暗杀或暴动的人，不能不算是激烈的革命分子；但是他们所用的方法，老实说还是封建时代非组织的一时冲动的浪漫根性之活现。实行不合作主义的人，他那种愤时疾恶的热诚，比起一班同流合污之辈，自然值得受人赞赏；但是他那种消极的态度，老实说确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心理之模范的暴露。

　　这些把戏——暗杀、暴动、不合作，现今也都在中国政治运动中或隐或显地照例扮演出来了。

　　中国经济的变动及紧迫，已造成新势力民主革命的条件，而旧统治阶级——军阀官僚之黑暗昏聩腐败无能力，又日夜舍命向被革命的路上狂奔，无形的革命空气一天增涨似一天，至少也充满了沿江沿海沿铁路各城市。“山雨欲来风满楼”，只恐怕国内一班新势力之领袖及青年，仍为浪漫的理想所迷，而不知采用正确的有效的方法（组织民众积极革命），因风造雨，致失时机，岂不可惜！

　　暗杀是第一谬误的方法，因为善与恶都是社会的关系、阶级的关系，暗杀者之理想，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造成社会的恶阶级的恶，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之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不但不是革命的行为，而且是革命之障碍；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

　　暴动这个方法，比暗杀进步得多，但革命固然要采取暴动的手段，而暴动都〔却〕不尽是革命；我们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暴动，我们所反对的是有些人误解迷信无组织无系统无计划一时冲动的暴动就是革命。我们所尤其反对的是妄想利用军队或土匪或红胡子一时的暴动，达到革命之目的。这种浪漫的暴动，决不能达到革命之目的，即使能得着一时的胜利，也决不能在实际上推倒旧统治阶级的势力。因为这种无组织无系统无计划的暴动，好像水上浮萍毫无根据，而且没有有训练有纪律的民众基础，往往有以暴易暴的危险，他自身决无建设新秩序来代替旧秩序的可能，至多不过真像胡适之先生所说：“快意一时”、“恶因种的如此之多，好人如此之少，教育如此之糟，决没有使人可以充分满意的大改革”罢了。要达到革命之目的，只有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科学的暴动；这种科学的暴动，决不是一时的冲动，乃建说〔设〕在长时间无数的有训练有纪律的民众运动上面，也只有在这些前前后后大大小小无数的民众运动中，才能使革命的新势力得到无数的新教育新经验新人才，才能去掉许多恶因，才能产生许多有用的好人，才能使革命的新势力有建设新秩序来代替旧秩序的可能；必须如此，才能使复杂的社会组织现出一度变更；这种暴动这种革命才是科学的，这些结果都不是浪漫的暴动所能够得到的。

　　我们反对不合作主义，不用说不是赞成与恶浊政府合作，乃是反对社会上领袖人物只知道拿消极的不与政府合作当做打倒恶浊政治的方法向民众宣传，引导民众集中到消极的和平退让的路上去，而不知道采用积极的与民众合作方法，来做积极的进攻的革命运动。这种消极的不合作主义，不但有引导民众离开积极革命的恶果，而且不合作主义的自身，是浪漫的，是和平退让的，在印度百余万甘地党徒尚且是行之无效，明白地破产了，结果只变成了革命的障碍物，变成了革命党人看做在英政府以上的仇敌；何况中国式的不合作主义，蔡校长一个孤家寡人的不合作主义，简直无产可破，请看蔡校长所希望在衙署里面之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正在那里得意洋洋地代表总理大人说什么“彭蔡解除误会，或更至交欢”这一类的话，便是一个明证。以前蔡校长等所发表的政治主张（见二号《努力周报》）上说：“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为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又说：“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这种积极的精神，实在是治疗中国人恶劣的消极根性之圣药，想不到现在蔡校长又回到笼手消极的旧路上去了！我们现在要请问当日和蔡校长发表同一主张的十五个要做奋斗的好人们，是否也都跟着蔡校长笼起手来让恶人背着走？是否也要做当日自己所痛骂的“罪魁祸首的好人”？

　　我们明了正确的主张是：

　　科学的革命运动——组织民众积极革命，反对一切个人的浪漫的消极的行动；

　　创造武装的民众，不赞成个人的暗杀；

　　组织有系统有计划有训练有纪律的暴动，不是一时无组织浪漫的暴动；

　　积极的与民众合作，决不把消极的不合作当做一种主义，当做打倒恶浊政治的方法向民众宣传。

　　署名：独秀

　　《向导》周报第十八期

　　 1923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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