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社会|陈独秀

教育与社会

　　——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讲（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今日讲题为《教育与社会》。故向来我国社会与教育，是别而为二的，致结果多不良。余前在高师讲演《社会与教育》时，曾言其概略，兹再反复言之，以尽本题之意义。社会与教育分离，其弊之最大者莫如减少教育的效力。诚以人类精力，本应经济。若教育与社会分离，是即个人之教育，其效力甚微，其不经济实甚。盖社会支配个人，其力量大；个人支配社会，其力量小，理至明也。或者疑社会力量未必优于个人，每以孔、佛、耶之学说，能支配地球上一部份人之精神，至历数千年之久为喻，不知世界自有人类以来，中华之孔子，印度之释迦牟尼，欧洲之耶稣，其个人力量之大，似足以支配社会矣。然从实际上观察，其个人之力量，实由社会而产生。试推论之，世人徒知孔子支配人之学说为家族思想，亦即人伦之道。然亦知夫中国之为世界最大农业国，其人皆为土著之民乎。既为土著之民，则重迁徙，鲜往来，其种种风气，皆足以养成人之家庭思想。是孔子之学说，为社会所养成，世人不察，倒因为果，误矣。释迦牟尼亦然。其学说由印度社会养成，非印度社会为释氏学说所制造。何以见之。印度地居热带，酷暑如焚，人人皆抱厌世悲观之思想，故造成释氏之学说。征之耶教，亦何莫不然。耶教重自由与进取，虽与孔教之家族思想不同，与释迦牟尼之厌世悲观主义亦异，然究其原因，亦以欧洲多岛，交通利便，人民轻于迁徙往来，故无家族观念。且其地属北温带，气候温和，故无厌世悲观思想。是其学说亦由四围环境养成，非由耶稣建此以改造欧洲人类者也。由斯而谈，此三大伟人之学说，非自成之，乃社会成之也。设使耶稣生于中国，亦必主张家族主义；孔子生于印度，亦必尚厌世悲观；释迦牟尼生于欧洲，亦必主张自由进取。要之，孔、佛、耶易地而生，其主张则互变也。从可知社会支配个人之力量大，个人支配社会之力量小矣。此既证明，则教育若离社会而独立，则教育之力量自减，讵得不谓之减少教育之力量耶。

　　教育与社会分离，足以减少教育之效力，前已言之矣。然实际如何减少，可条析言之：

　　（一）教育的效力，普遍之力消失，只可及于部分或个人。

　　（二）学生训练的效力。社会与教育分离，则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故假使学校训练好，而社会不好，其得益仍寡。吾年来从教育经验上，观察此说，最足征信。予见小学生，往往在学校受训练时，极为活泼，极守秩序，极为奋发，极能合群，极不倚赖。惟一入家庭，则此种佳处，即觉销灭。或少壮大学生，在学校时，无不品行纯洁，志趣高超，为一有希望之青年。殆一入社会，则渐染渐深，愈久愈甚，终成为一无希望之恶人。此其证明也。

　　（三）学术上应用之效力。教育与社会分离，则学生在社会，自有一种特别阶级。其所学何事，社会无从知之，故社会上不甚注重，不甚相信。此种弊病，在社会固应负一半之责任，而教育家亦应负一半之责任。何以言之？日本兴学之初，其社会亦不相信教育。复由教育家致全力医学、农学两种与社会密切关系之科学，使社会知其利益，其后遂得社会之相信。故欲求学术之应用，必须使教育与社会密接。至我国社会之不相信教育，固由社会与教育隔膜。然农业学生，其所学得之学问，反不如老农。工业学生亦然，一经实用，其成绩反不如一小匠。故欲求社会之相信教育，非教育家注意于上述事情而改良之不可。

　　鄙意以为以后办学，务使社会明了教育内容，深知舍教育以外，不足以培成社会上经营各项事业之人才，及深信教育在社会上之实益。欲做到此层工夫，办农业学校，宜在乡间，办工业学校，宜在省城。为教员者，又宜认真训练学生，作育人才。今社会上感觉旧学者不如新学者，则教育自然得社会之相用。又广州以丝业著名，应办蚕业学校。潮州富于水产，应办水产学校。北江多森林，应办农业学校。若在潮州办农校，在北江办蚕业学校，在广州办水产学校，则其所学非应所在地社会之要求，其学术之应用颇易自减，而教育力因以不大。前者言欲，用学术之应用效力大，而令社会了解内容，后者言欲学术应用力大，不可不适应社会之要求。推而言之，而我国各学校所授之经济学，若多用外国理论的，不及国内经济状况，盖此种教授，实属无稗实用也。又如动、植物学，其分配种数，虽甚清晰，而对于我国地方种类，多付阙如，亦有何大用之处。故学术与社会分离，是死学术，学术与社会合，方是活学术。教育与社会离合，于学术应用效力之关系有如此者。

　　（四）文化普及的效力。我国教育与社会分离，教育对于社会，亦取闭关主义，而广东尤甚。故学校门首，多有挂“学校重地，闲人免进”……等牌，不准外人窥看，人以为内中有不可告人之处。不知凡学校图书馆等，宜令人人皆可入内参观，使人人皆得增进知识，社会得渐渐改善。故外国图书馆，通俗演讲，均取开放主义，无论何人均可入内观听。我国直采取此法，使教育与社会合。否则教一千学生只一千学生受益耳，讵能希望文化普及乎！以上种种不好之处，皆就教育与社会分离而言。今后希望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使教育效力宏博，则幸甚，幸甚！

　　署名：陈独秀
　　《广东群报》
　　 1921年1月21至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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