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陈独秀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

　　罗素先生：

　　中国人底知识方面物质方面都这样不发达，所以有心改造中国之人都早已感觉着发展教育及工业是顶重要的事，这是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但是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署名：陈独秀
　　《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
　　1920年12月1日

　　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

　　东荪先生：

　　前次质问先生底信有两个要点：（一）社会的工业有没有成立的可能性？（二）先生所谓在通商口岸与都会里得着“人的生活”的，到底有多少人，这班人属何阶级，他们是否掠夺他人之劳力而得此较好的生活？先生来信对于我质问底这两要点没有回答一字，却把论点移到地方自决、物力穷乏、外国资本主义上去，我实在有点失望。

　　我见了几篇驳先生底文章，我以为是多事，就是我这封信也算是画蛇添足。何以呢？因为先生新受洗礼的资本主义已被先生自己所说的三句话打得片甲无存，正不必旁人攻击了。这三句话是什么？就是：

　　（1）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

　　（2）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

　　（3）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

　　通观先生前后几篇文章，先生所谓人的生活，自然是专指必不可少底衣、食、住等生活费。按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欧洲机器初兴资本初发达的时候，失业者众多的恐慌，这种历史的事实，无人能够否认的。就是现在有名的伦敦、神户底贫民窟，正是资本生产制的必然现象。即以此时中国而论，都会中新富豪拿资本到乡间购买田地的一天多似一天，农民失去地权受掠夺压迫的一天多似一天。富豪拿资本在通商口岸与都会办工厂，机器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且因资本生产制造成物价昂贵底结果，中产社会渐渐都沦为无产者而且是失业者。因为资本家兼并土地和资本家利用机器（由外国资本家用机器制造的输入商品包含在内）打倒手工业底缘故，社会上困苦的失业者已普遍都会与乡间了。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时必然发生的，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先生所谓中国人除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这正是因为机器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结果；就是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真是先生所谓除少数外都未得着人的生活，所谓少数就是掠夺阶级的资本家（合中外人而言），那被掠夺的劳动者实在未得着人的生活，先生若到闸北或营盘口贫民窟里去看看那些劳动者“非人的生活”，必定比内地旅行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训。这种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状况，不是资本家个人的罪恶。若说中国穷困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非仅由资本家压榨，我便有两个质问：（一）既然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那通商口岸与都会少数人过的“人的生活”并且是“奢华的生活”，是从那里来的？当真他们的命运比多数得不着人的生活的好些吗？（二）中国对欧美北〔比〕较一般的贫乏是什么缘故？这一般的贫乏能否逃出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打倒手工业时必然造成多数失业及物价昂贵底公例？即让一步说中国一般的贫乏是完全由外国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造成的，于中国资本家丝毫无涉（其实国内资本主义底掠夺方法同外来的是一样，不过是程度上的区别）；但是我们所谓资本主义不应该分别内外，若果资本主义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大家既然不以抬轿为苦，反以不得抬轿为忧，便是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应该欢迎的；若果资本主义不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就是排除了外国资本家，造成一班中国资本家，也不过使中国人中之少数人免了贫乏，多数人仍然是一般的贫乏；所以先生所主张的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因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无论资本家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决不能够使多数人“都”得着人的生活。

　　如果说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们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我们也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我们不但不反对这话而且端端赞成；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我们便未免发笑。资本和资本家不同，季陶先生曾在《星期评论》一段短评上说的很清楚，兹录如下：

　　教不变的蠢才。无论怎样蠢的小孩子，教他识字，总只要三五遍都可以跟着读，惟有一班新第一阶级和旧日好男不当的东西，真是不容易教变。五日报载松沪护军使的布告上说：“国家实业之发达，全赖资本与劳力的调剂；资本家与劳动家须有互助之精神，不能有对抗之态度”。到今天还是持这种态度，真可谓教不变的蠢才。等着！我再教训你们一次。“要发达实业，非有资本与劳动不可，但是并不是非有资本家不可。资本是资本，资本家是资本家。劳动力是生在劳动者身上的，是拆不开的；资本不是长在资本家身上的，是拆得开的。惟是中国的实业不振兴，所以我们要求资本：惟是中国眼前没有很多的大资本家，所以更不应该制造资本家。”（后略）

　　以先生底知识当然能分别资本与资本家不是一物，但资本与资本家既非一物，即不应因为开发实业需要资本便牵连到需要资本家并资本主义。先生自己也说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可见别的主义也有开发实业底可能性，实业开发了，照先生底意见自然能救一般的贫乏；那么，以何因缘，先生到了一趟湖南，便看出救济中国底贫穷非欢迎资本主义不可？

　　杨端六先生《与罗素的谈话》中，也说资本制度会演出欧美今日的危险，已是不好了。又说资本制度总之都不好。但杨端六先生、罗素先生虽然不相信资本主义完全是好，同时又觉得政府及劳动阶级都不可靠，结果仍归到资本家，仍只有希望资本家来开发实业，好补救国民一般的贫困；而且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阶级，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先生底意见也是如此。我对于这种意见有三个质问：（一）同是中国人，何以政府及劳动阶级都不可靠，只有资本家可靠呢？资本制度是制度不好，不是分子不好；政府和劳动阶级不可靠，是分子不好，不是制度不好；分子不好可以改造，制度不好便要废除了。诸君何以不想想法子努力改造政府或训练劳动阶级来施行新的生产制，而马上便主张仍归到资本家呢？改造事业是要经过万苦千辛的努力才有希望，不像政客、猎官利用权门不费事便可得现成的。民国以来，政客先生不思努力创作改造，专想利用权门得现成的，这种人实在可鄙，真的改造家应该不应该作此苟且的思想？（二）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三）诸君既不赞成用革命手段集中资本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而杨端六先生所谓“中国的资本家深藏不肯拿出资本来”。先生也说“向有不愿以财产充资本之习惯”。“最大原因莫甚于企业者之不道德……视投资为危途，则资本自不能集中”。如此看来，先生等所迷信的资本主义，仍是一个空中楼阁；而先生等又不欢迎外国资本主义，将以何法来开发中国底实业呢？

　　资本主义果然是好的，无论中外都应该欢迎；若是坏的，无论中外都应该反对。我们急于要排斥资本主义，本来不限于中国人，大部分还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压迫我们一天紧迫似一天，真是罗素先生所谓“束缚中国生死”了。

　　中国劳动者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觉悟，不能作阶级的争斗来抵抗资本家，所以生活极苦而工价极贱，造成外国资本家群来掠夺底好机会；他们始而是经济的掠夺，接着就是政治的掠夺，渐渐就快做中国底主人翁了。按诸产业竞争的原理，手工业遇着机器工业必然要失败的，小规模的机器工业遇着大规模的也是要失败的；以组织力薄弱的中国资本家遇着组织力伟大的欧美资本家，那能够不失败，将来那能够不降入劳动阶级。所以我曾说过，我们中国人别轻视劳动者，不久我们都是外国资本家底劳动者；我又说过，那时革中国资本家命的，不是可怜的中国工人，乃是可怕的外国穆藕初、虞洽卿先生们。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所谓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只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

　　前文所论三项，虽然不过是就先生底立论添点蛇足，却是我们重要的争点。此外还有几句枝叶上的话也要请教于先生：

　　中国底贫困在先生办《解放与改造》以前就是如此，何以先生到了湖南听了罗素观察未久几句主观的说话，才知道呢？

　　先生很佩服舒某“中国现在没有谈论甚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甚么主义的余地”。这种妄言，何以先生自己仍然大谈而特谈甚么“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主义”、甚么协社主义、甚么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甚么资本主义呢？

　　先生屡说不赞成采用欧美现成的主义，但不知先生所欢迎的资本主义是不是欧美现成的？

　　先生说：“中国无坐食利息之股东。”请先生去问问招商局、开滦矿务局，大生、恒丰、厚生、德大等纱厂，商务印书馆，他们的股票是否都归经理人所有？

　　先生说中国资本家可怜，请问死在开滦矿洞的几百人可怜不可怜？

　　马克思固预料在果上资本主义必倒，但未尝教人在因上要故意造成推车撞壁的必倒状况，先生既然觉得资本家可怜，何必更教他们推车撞壁，而不教他们曲突徙薪呢？

　　先生说中国地域如此之广大，交通如此之不便，不能奉行一主义，请问俄国如何？交通不便是天然不可改变的吗？

　　先生既主张“惟有各地自决”，又主张“不妨各据当地的情势而定”，则全国中大的工业都陷于无政府的生产状况，岂不和先生倒外国资本主义底主张相冲突吗？

　　先生预料十年内不能实行劳农主义，便取不赞成态度，不知先生所谓“我辈不主张社会主义则已，若主张之，则当有极长期之耐性”，作何解说？

　　先生一方面预断伪过激主义必然发生，一方面又主张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请问既是必然发生，宣传还有何坏处呢？先生所反对我们所赞成两方所争论都是指那真的，于伪的有什么相干呢？果然如先生所料伪的必然发生，只有赶快努力宣传那真的来纠正他，岂是颟顸官僚的闭关政策所能了事的吗？

　　先生说：“现国内以缺少真正之劳动者，故止能建立兵匪阶级的国家，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又说：“宜吾辈居今日之中国，欲建立劳动者专政，而患无劳动者也。”我以为先生若欲在理论上拥护非劳动者的先生们专政，反对建设劳动者的国家，还可说彼此各有一是非；至于显然的事实却不可以任意颠倒，请问怎样才是真正之劳动者？请问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

　　先生以为近来始有二三实业组织，资本主义方在萌芽，应该先经过Bourgeois的政治及资本主义的经济，然后才说得到社会主义，然这样完全听着自然的Evotution而不加以人力的Revolution，马上在中国成立的Bourgeois阶级的是不是中国人？

　　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试问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像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既然还没有何种主义的区别，全中国人就是一个大同盟，另外谋什么大同盟呢？

　　先生说：“若但求吾名常在新之方面，则他日设有反社会主义出，必又为反社会主义者矣，为个人计诚得，其奈事实何！”这话说得真痛快，但请先生自省已否犯了这个毛病？

　　在外国得一博士还要努力用十年工夫，先生因为十年内决无建立真正劳农国之可能，便明白宣布抛弃从前“中国与俄联盟，建立劳农国家，以两民族之力推翻世界之资本主义”底主张，是不是太想得现成的，是不是日本留学生底速成思想也传染给先生了呢？

　　先生说：“今中国之主张劳农化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几人？”我要请问先生：今中国之主张资本主义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几人？同是旧日党派，究竟哪一个是进步的？

　　我今总问先生几句话：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要改造？改造社会是要跟着社会现状走，还是要打破现状？打破现状是不是要自己努力，是不是可以只望利用他人做出现成的，是不是可以存速成的思想？先生说“中国无人有Dictator之资格……正犹军队，不在有帅而在有兵，今既无兵而又无帅”。请问先生只望何人来做出现成的Dictator，做出现成的兵和帅，好供给先生解决中国底问题？

　　通观先生底议论，是不是处处都犯了“只望利用他人做出现成的”和“速成无望便要改变方针”两大毛病？

　　署名：陈独秀
　　《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
　　 1920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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