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录|陈独秀_梦远书城

随感录

　　（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

　　《浙江新潮》——《少年》

　　《浙江新潮》是《双十》改组的。《少年》是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少年学会”出版的。《少年》的内容，多半是讨论少年学生社会底问题，很实在，有精神；《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和攻击杭州四个报——《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和《杭州学生联合会周刊》——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的。

　　我读了这两个周刊，我有三个感想：（1）我祷告我这班可爱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挥“少年”、“浙江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2）中学生尚有这样奋发的精神，那班大学生，那班在欧、美、日本大学毕业的学生，对了这种少年能不羞愧吗？（3）各省都有几个女学校，何以这班姊妹们都是死气沉沉？难道女子当真不及男子，永远应该站在被征服的地位吗？

　　新出版物

　　近来新出了许多杂志，并且十种里总有八九种是说“人”话的新杂志，不用说中国社会上只有这件事是乐观。但是我对于这件事，更有数种进一步的感想：

　　（一）出版物是文化运动底一端，不是文化运动底全体。出版物以外，我们急于要做的实在的事业很多，为什么大家都只走这一条路？若是在僻远的地方——云南、甘肃等处——发行杂志，到也罢了，像北京、上海同时出了好些同样的杂志，人力上、财力上都太不经济了。

　　（二）我们的民族性，是富于模仿力，缺少创造力。有了大舞台，便有新舞台，更有新新舞台，将来恐怕还有新新新舞台，还有新新新新无穷新……舞台出现，像这点小事，都只知道模仿，不知道创造！现在许多人都只喜欢办杂志，不向别的事业底方面发展，这也是缺少创造力底缘故。就以办杂志而论，也宜于办性质不同、读者方面不同的杂志，若是千篇一律，看杂志的同是那一班人，未免太重复了。

　　（三）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底必要。若是没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像这“百衲”杂志，实在是没有办的必要，不如拿这人力财力办别的急于要办的事。

　　保守主义与侵略主义

　　我从前总觉得尊孔与复辟，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现在又觉得保守主义与侵略主义，也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日本要侵略我们土地利权的，是那军阀、财阀、外交官和保守主义的新闻记者，那进步主义的社会党人，却都以为不应该侵略中国。进步主义的列宁政府，宣言要帮助中国，保守主义的渥木斯克政府，自己已经是朝不保夕了，还仍旧想侵略蒙古和黑龙江；他若是强起来，岂不是第二个日本吗？现在保守主义的英、法政府，仍旧在那里梦想侵略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虚荣，而倾向社会主义的劳动家、学者，却都宣言侵略主义不合人道。最近最明白的一个例，就是意大利底大政变。大政变底原由，是因为国会议员分为两派：一是保守派，主张侵略主义，主张兼并非麦；一是社会民主派，反对侵略主义，攻击段迪阿底行动。保守派底军队枪杀社会党员，劳动界便全体罢工，要求政府卸去保守派阿尔兰特兵队底武装。军阀财阀们脑子里装满了弱肉强食的旧思想，所以总是主张侵略主义；社会党人脑子里装满了人道、互助、平等的新思想，所以反对侵略主义；这不是必然的因果吗？我们中国人对于日本人底侵略主义，没有不切齿痛恨的，但是我们究竟应该走哪一条路？

　　裁兵？发财？

　　裁兵自是人民最希望的事，但像政府现在的办法，实在令人失望得很：（一）查八年度预算案，陆军费在二万万以上，裁兵二成，岁费应该减少四千万元，何以只能减二千万？（二）八年度预算案及路电邮航四政特别会计预算案，每年短少有三万万之多，只节省军费二千万，何济于事？（三）各处军队底空额何止二成，现在只裁二成，便是不裁一兵反可以得一笔裁兵费，岂不是无上妙计？（四）公文上虽然裁去二成，倘再招警备队，每年节省的二千万，是否改个名目，还要政府拿将出来？（五）整顿丁漕、税契、一切杂捐，何以和裁兵做在一篇文章里面？是不是又要借裁兵来横敲人民底骨髓？

　　阔处办

　　我看见多少青年，饮食起居，婚丧酬应，都想着朝阔处办才有面子，他眼中底朴素生活，大约是很寒酸可耻。

　　我回想从前有许多亲戚朋友，都因为喜欢朝阔处办，才破坏了家产，牺牲了气节，辱没了人格，造成了痛苦，我想起来，我浑身战栗！

　　现在的青年他们又想朝阔处办，然而没有钱。没有钱仍然想朝阔处办，所以身为大学生不得不投降安福部，不得不听安福部底命令拥护胡仁源，不得不利用胡仁源来分配他们自身的位置；现在失败了，大家看穿了，丑得不好意思和旧同学见面了。

　　阔处办！阔处办！过去已堕落的青年，现在方堕落的青年，都被你害得苦了。我盼望未堕落的青年，倘若这位先生叩门求见底时候，总要挡驾才好，现在你若见了他，将来你就不好意思见你的朋友了。

　　青年体育问题

　　健全思想，健全身体，本是应该并重的事，现在青年不讲体育，自然是一大缺点。

　　听说杜威博士说奉天底学生体魄好，不像南方和北京底学生都现出疲弱的样子，这是学生界应当警觉的一件大事。但是备〔讲〕体育应有三戒：（一）兵式体操，（二）拳术，（三）比赛的剧烈运动。

　　这三件事在生理上都背了平均发达的原则（小学教育更不相宜），在心理上都助长恶思想。军国民教育的时代过去了，什么兵式的杀人思想，少输入点到青年底脑筋里罢。庚子年“神拳”底当，我们已经上够了，现在马师长底武艺我们也领教了，别再把孔夫子所不说的“怪力乱神”来“贼夫人之子”。比赛的剧烈运动，于身体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至于助长竞争心、忌妒心、虚荣心，更是他的特色。

　　约法底罪恶

　　从前旧人骂约法，现在新人也骂约法，这约法合该要倒运了。

　　旧人骂约法，是骂他束缚政府太过；新人骂约法，是骂他束缚人民太过。但照事实上看起来，违法的违法，贪赃的贪赃，做皇帝的做皇帝，复辟的复辟，解散国会的解散国会，约法不曾把他们束缚得住，到是人民底出版、集会自由，却被约法束缚得十分可怜。约法！约法！你岂不是一个有罪无功的厌物吗？

　　政府拿《治安警察条例》和《出版法》两种武器，来束缚人民出版、集会底自由，许多人背着眼睛骂政府违法，其实政府何尝违法？约法里明明说：“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正因为约法对于人民底权利，原来有这样一手拿出、一手收回底办法，政府才订出许多限制的法律，把人民底出版、集会自由，束缚得和钢铁锁练〔链〕一般。这本是约法底罪恶，何尝是政府违法呢？这种约法护他做什么？我要请问护法的先生们，护法底价值在那里？

　　男系制与遗产制

　　对于李超女士底事件（见《新潮》二卷二号），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上两大缺点：一是男系制，一是遗产制。

　　远古乱婚或同姓为婚时代，曾经过女系制（或是母长制）及父母同长制，这是各国社会学者所同认的了。在他们渔猎为生家族初成立底时候，社会上固不尽是男子掌权，家族以内更多半是母长制，这也是自然之理。后来农业发达，人口加增，土地所有权底观念一天深似一天，战争也就多起来了，那战胜的部落把掳来战败的男子为奴，女子为妻。（古代的掳妻Capturewife，自然不能和本族的自由妻平等，仿佛和后世的妾相似；后来妾底制度，也是从掳妻变化出来的，所以汉文妾字从立从女，就是罪人底意思。）在社会学上，这就叫做“掳妻”或“掠夺婚姻”。又有一种和平的方法，乃是用农产物或家畜交换，这就叫做“买卖婚姻”。因为这两种婚姻制度，女子在家族、在社会底地位，自然发生和以前不同底两种现象：一是女子不能和男子平等，一是女子变为个人的私有物。自从女子变为个人的私有物，所以女子底身体便不能归自己所有，在家归父所有，出嫁归夫所有，夫死归夫家或子所有。既是个人的所有物，便和别的动产、不动产一般，所以他的物主任意把他毁坏、赠送、买卖，都不发生什么道德的、法律的问题。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东方礼教国女教底“三从”大义，也就是男系制完全胜利底正式宣告，也就是女子终身为男子所有底详细说明，铁板注脚，不如此便不算孝女、良妻贤母。只可惜中国人底三从主义，女子归男子所有主义，还不及匈奴发达。匈奴父死，父底妻和别的财产都归儿子所有。这种从子大义，这种把女子也归在遗产以内一同承袭底制度，比中国人更做得淋漓尽致。

　　从前在女系制底下的子女，只知有母，不知有父，那遗产自然是男女平分或是专归女子。到了女子专归那一个男子（女子底夫）私有以后，接着许多教主、圣人都说出一篇男尊女卑底大道理，女子底地位自然渐渐低将下去，自然由女系制变为男系制，由母长制及父母同长制变为完全父长制。同时父子关系也分明了，遗产也自然变为男子专有了。后来宗法观念和家长观念发达起来，长子、嫡子底地位又比次子、庶子加高，便发生了长子或嫡子承袭爵位底习惯。由这个习惯，一切没有爵位底平民，也模仿他们造成了长子一人承袭遗产底习惯。东洋各民族男系的血族观念，格外发达，女子底地位也格外低，所以宁可以承继旁系的男子，嫡系的女子反没有承袭遗产底权利。

　　现在已经不是宗法社会，什么男系制、女系制，都是过去的历史问题，不是现在的社会问题，除了几个贱丈夫，自然没有人明目张胆的拿男系制来做道德、法律底标准。至于遗产制度，也应该随着社会底趋势有个应时的改革才好。有一班思想彻底的人，总觉得劳力所得以外，不会有许多正当的财产；就说凡是财产都算是劳力所得，都算是正当，那绝对不劳力的子孙，也没有安坐而得遗产底道理；就勉强说不劳力的子孙所得遗产，是他劳力的先人自由遗赠底权利，也断乎没有嫡系的女子不能承袭遗产，旁系的男子反来可以独霸底道理。这是什么道理，什么法律，我想了三日三夜，也想不出头绪来。

　　李女士底承继的哥哥，固然是残忍没有“人”的心；但是我以为不能全怪他，我对于社会制度要发两个疑问：

　　（一）倘若废止遗产制度，除应留嫡系子女成年内教养费以外，所有遗产都归公有，那么李女士是否至于受经济的压迫而死？

　　（二）倘若不用男系制做法律习惯底标准，李女士当然可以承袭遗产，那么是否至于受经济的压迫而死？

　　李女士之死，我们可以说：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

　　解放

　　我们中国人不注重实质上实际的运动，专喜欢在名词上打笔墨官司，这都是迷信名词万能底缘故。

　　现在大家对于“妇女解放”这个名词也是这样。有人方才主张妇女解放，实际上还没有一点事做出来；又有人并不反对“妇女解放”这个事实，却反对“妇女解放”这个名词，说解放不是自动，辱没了妇女底人格，惹得大家怀疑，慢说实际运动，连口头上也几乎不好说了，这是图什么！

　　解放就是压制底反面，也就是自由底别名。近代历史完全是解放底历史，人民对君主、贵族，奴隶对于主人，劳动者对于资本家，女子对于男子，新思想对于旧思想，新宗教对于旧宗教，一方面还正在压制，一方面要求自由、要求解放，事实本来是这样，何必要说得好听，男子也是如此，并非专门辱没妇女，况且解放重在自动，不只是被动的意思，个人主观上有了觉悟，自己从种种束缚的不正当的思想、习惯、迷信中解放出来，不受束缚，不甘压制，要求客观上的解放，才能收解放底圆满效果。自动的解放，正是解放底第一义。

　　我们生在这解放时代，大家只有努力在实际的解放运动上做工夫，不要多在名词上说空话！名词好听不好听，彻底不彻底，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在思想转变底时候，道理真实的名词，固然可以做群众运动底公［共］同指针，但若是离开实际运动，口头上的名词无论说得如何好听，如何彻底，试问有什么用处？

　　我们迷信名词万能，还是八股底余毒。名词若果万能，“共和”这个名词，自然比“专制”、“君主立宪”都好听得多，彻底得多，可是中国现在总算有了“共和”这个名词了，实质上实际的效果怎么样？所以我们要觉悟：（一）我们所需要的是理想底实质，不是理想底空名词；（二）我们若要得到理想底实质，必须从实际的事业上一步一步的开步走，一件一件的创造出来。不要睡在空名词圈里，学那变戏法的，把名词当作一种符咒，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就梦想他等候他总有一天从空中落下，实现在我们的眼前。空名词固然没有价值，就是他所代表底实质，也只有他本身相当的价值，没有像“万应丸”百病包治的价值。我们被那些“先王之法”、“圣人之道”等包含一切金科玉律的空法〔泛〕名词贻误已久，此后不可再误了。

　　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

　　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现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百姓，都只有“世界”或“天下”底观念，不懂得什么国家不国家。如今只有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底人，开口一个国家，闭口一个爱国；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底劣货（这班留学生别的学问丝毫没有学得，只学得卖国和爱国两种主义）。现在学界排斥日货底声浪颇高，我们要晓得这宗精神上输入的日货为害更大，岂不是学生界应该排斥的吗？有的人说：国家是一个较统一较完备的社会，国家是一个防止弱肉强食，调剂利害感情冲突，保护生命财产底最高社会。这都是日本教习讲义上底一片鬼话，是不合天理人情底鬼话，我们断乎不可听这种恶魔底诱惑。全人类底吃饭、穿衣、能哭、能笑、做买卖、交朋友，本来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天然界限，就因为国家这个名儿，才把全人类互相亲善底心情上挖了一道深沟，又砌上一层障壁，叫大家无故地猜忌起来，张爱张底国，李爱李底国，你爱过来，我爱过去，只爱得头破血流，杀人遍地。我看他的成绩，对内只是一个挑拨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强食，牺牲弱者生命财产，保护强者生命财产底总机关；对外只是一个挑拨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强食，牺牲弱者生命财产，保护强者生命财产底分机关。我们只看见他杀人流血，未曾看见他做过一件合乎公理正义底事。

　　这个名儿原来是近代——十九世纪后半期更甚——欧洲底军阀财阀造出来欺人自肥底骗术。这种骗术传到日本，日本用他骗了许多人（日本底平民和朝鲜人、中国人都包含在内），中国留学日本底人，现在又想从日本传到中国。其实大战以后，欧洲底明白人已经有了觉悟（参看本志前号中《精神独立宣言》），想把这流血的陈年账簿烧去不用了；就是日本也有几个想烧流血账簿底明白人，武者小路先生就是其中底一个；中国人原来没有用这种账簿底习惯，现在想创立一本新的从第一页写起，怎么这样蠢笨！

　　但是我们对于眼前拿国家主义来侵略别人的日本，怎样处置他呢？我以为应该根据人道主义、爱公理主义，合全人类讲公理不讲强权底人（日本人也包含在内），来扑灭那一切讲强权不讲公理底人（日本人也包含在内），不要拿那一国来反对那一国；若是根据国家主义、爱国主义，来排斥日货，来要求朝鲜独立，未免带着几分人类分裂生活的彩色，还是思想不彻底。拿日人来排斥日货，在人类进化史上仍是黑暗的运动，不是光明的运动，我们学生界应当有深一层的觉悟，应当发展在爱国心以上底公共心。至于那连爱国心都没有底奸商奸官，根据个人的私利主义，贩卖日货，贩卖中国米出口给杀中国人底人吃，我不承认他们的见解和我一样。

　　署名：独秀

　　《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

　　192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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