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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民》杂志成立周年大会上的致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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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久闻贵志发达，惜未细读。又闻“五四运动，诸君出力独多，窃以为此番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匪可与党派运动同日而语。”国人及今已至觉悟之时期，但其觉悟之程度，却不一律，是可分为三步观之。其一，爱国心之觉悟——国民自保及民族自决之精神——最为普遍。此在一般国民，均具有此种觉悟，不独参与五四运动者为然，即反对斯举之官僚——甚至曹、章辈——虽以地位关系，不得不尔，然亦非绝对无此感悟。其二，则政治不良之觉悟。吾人日者屡闻各方面有请愿之举，多涉内政问题，可见国人已有此种觉悟；特以例前者，则觉悟之程度，及具此觉悟者之人数，殊形减少，盖仅五四运动中学生之一部分而已。其三，则社会组织不良之觉悟，有如杜威博士所云：“从前的社会组织有病，非把他改良不可。”具此种觉悟者，即在学生界亦殊少矣。要之，此等觉悟之进程，以系由外交而及内政，由内政而至社会组织者。希望贵社以后对于国民觉悟之程度务使其增高，一方面使具此种觉悟者之人数增加，则尽美尽善矣。 署名：陈独秀 《国民》第二卷第一期 1919年11月 (1)原题为《本社成立周年纪念大会纪事，陈独秀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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