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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杂志成立周年大会上的致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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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久闻贵志发达,惜未细读。又闻“五四运动,诸君出力独多,窃以为此番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匪可与党派运动同日而语。”国人及今已至觉悟之时期,但其觉悟之程度,却不一律,是可分为三步观之。其一,爱国心之觉悟——国民自保及民族自决之精神——最为普遍。此在一般国民,均具有此种觉悟,不独参与五四运动者为然,即反对斯举之官僚——甚至曹、章辈——虽以地位关系,不得不尔,然亦非绝对无此感悟。其二,则政治不良之觉悟。吾人日者屡闻各方面有请愿之举,多涉内政问题,可见国人已有此种觉悟;特以例前者,则觉悟之程度,及具此觉悟者之人数,殊形减少,盖仅五四运动中学生之一部分而已。其三,则社会组织不良之觉悟,有如杜威博士所云:“从前的社会组织有病,非把他改良不可。”具此种觉悟者,即在学生界亦殊少矣。要之,此等觉悟之进程,以系由外交而及内政,由内政而至社会组织者。希望贵社以后对于国民觉悟之程度务使其增高,一方面使具此种觉悟者之人数增加,则尽美尽善矣。 署名:陈独秀 《国民》第二卷第一期 1919年11月 (1)原题为《本社成立周年纪念大会纪事,陈独秀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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