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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答俞颂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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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 颂华先生： 洛诵惠书，无任欣感。好学深思若足下者，仆虽备蒙教斥，窃所愿焉。惟愚见终有不敢苟同者，尚希进而教之。 第一，今之人类（不但中国人）是否可以完全抛弃宗教，本非片言可以武断。然愚尝诉诸直观，比量各教，无不弊多而益少。是以笃信宗教之民族，若犹太，若印度，其衰弱之大原，无不以宗教迷信，为其文明改进之障碍。法兰西人受旧教之迫害，亦彼邦学者所切齿；其公教会与哲人柏格森，俨如仇敌。此乃宗教之弊，事实彰著，无可讳言。 至于宗教之有益部分，窃谓美术哲学可以代之。即无宗教，吾人亦未必精神上无所信仰，谓吾人不可无信仰心则可，谓吾人不可无宗教信仰，恐未必然。倘谓凡信仰皆属宗教范围，亦不合逻辑。此仆所以不信“伦理的宗教”之说也。吾国人去做官发财外，无信仰心，宗教观念极薄弱。今欲培养信仰心，以增进国民之人格，未必无较良之方法。同一用力提唱，使其自无而之有，又何必画蛇添足，期期以为非弊多益少之宗教不可耶？此愚所以非难一切宗教之理由也。 复次则论孔教。孔教教义，多言人事，罕语天人关系，亦足下所云然。良以中国宗教思想，渊源甚古。敬天明鬼，皆不始于孔氏。孔子言天言鬼，不过假借古说，以隆人治。此正孔子之变古，亦正孔子之特识。倘缘此以为敬天明鬼之宗教家，侪于阴阳墨氏之列，恐非孔意。性与天道，赐也无闻，其他何论？欲强拉此老属诸宗教家，岂非滑稽？缪勒氏于印度宗教，亦未必了了，遑论中国，其言乌足据耶？《中庸》，天命，性，道教，四者联举，是为一物。以性释天命，则所率所修，均不外此。下文又云：“道不可离，可离非道。”是盖与老氏道法自然；西哲所谓宇宙大法相类。天性以外，绝无神秘主宰之可言。乌可以其有天命与教之名词，遂牵强以为宗教也？ 孔子生于古代宗教思想未衰时代，其立言间或假古说以伸己意。西汉儒者，更多取阴阳家言以诬孔子，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之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且其说已成完全之系统，未可枝枝节节以图改良，故不得不起而根本排斥之。盖以其伦理学说，与现代思想及生活，绝无牵就调和之余地也。即如足下所主张之改良家族制度，倘孔教之伦理学说不破，父子析居，则有伤慈孝；兄弟分财，则有伤友恭。欲笃信孔教之民族，打破大家族制度，其事如何可行？足下欲奋如椽之笔，提倡小家族制度，以为事半功倍，不知将何说以处孝弟之道？倘无说以处之，特恐事倍而功半耳。 吾人讲学，以发明真理为第一义，与施政造法不同。但求别是非，明真伪而已，收效之迟速难易，不容计及也。哥白尼倘畏难而顺社会的惰性，何以发明天象？哥仑布倘畏难而不逆社会的惰性，何以发见新世界？一切科学家、哲学家，倘畏难而不肯违反俗见，何以有今日之文明进步？真理与俗见，往往不能并立。服从真理乎？抑服从俗见乎？其间固不容有依违之余地，亦无法谋使均衡也。高见如何，尚希续教。 独秀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1917年5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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