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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答胡适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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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 适之先生足下: 惠书敬悉。鄙意区分中国文学之时代,不独已承钱玄同先生之教,以全宋属之近代,且觉中国文学,一变于魏,再变于唐(诗中之杜,文中之韩,均为变古开今之大枢纽),故拟区分上古讫建安为古代期,建安迄唐为中古期,唐、宋迄今为近代期。玄同先生颇然此说,不知足下以为如何? 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率复不宣。 独秀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1917年5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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