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自传(63)

六三

　　经过一段时间，答复来了。他就找我，我们便再一次进行了单独谈话。我介绍了六个著名人物给他，其中包括两个教士（都是旧金山人）。他自己写信给一个银行会计，此人早年曾是埃尔迈拉主日学校的监督，和兰登先生很熟悉。结果是前景不妙。所有这些人都是过分老实了。他们不光是提起来时不赞成，而且热心得没有必要，热心得过了头。有一位教士（斯特宾斯）和前主日学校监督（我但愿能记得他的名字）还在他们的作证黑信上添了一笔，说我将来会填补醉鬼的坟墓。这正是人们常见的预卜终身的一个例子。也没有规定填补的时限。也不说该等多久。我一直等到了如今，这填补之说仿佛还是渺茫得很哩。

　　这些信读过以后，谈话停顿了一会儿，气氛悲凉而肃穆。我找不到什么话说。兰登先生显然也是这么个情况。后来，他把他那漂亮的头抬了起来，他那明亮、坦率的眼睛盯住了我，说：“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你在这世界上有一个朋友么？”

　　我说：“显然没有。”

　　他就说：“我自己做你的朋友。姑娘给你。我比他们更懂得你。”

　　我的命运便是这样戏剧性地、幸福地决定了。后来，他听到我有一回充满友爱、钦佩、热烈的心情谈到了乔·古德曼，他就问，古德曼住在哪里。我告诉他说远在太平洋沿岸。他说：“啊！他仿佛是你的朋友啊！是吗？”

　　我说：“是啊，我最好的朋友。”

　　“那么，”他说，“你当初究竟想到了些什么啊？为什么没有对我提到他呢？”

　　我说：“因为他准会同别人一样彻彻底底地撒谎。人家光讲我邪恶；古德曼会光讲我的美德。你要的当然是没有偏见的证明。我知道，这你从古德曼那里是弄不到的。我确实相信，你从别处可能弄得到，可能你也已经弄到了。不过当然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夸奖一番。”

　　我们订婚的日子是一八六九年二月四日。订婚戒指是普普通通的，但金子的分量还重。里边刻着订婚的日期。一年以后，我从她手上拿下来，准备改为结婚戒指，把结婚日期刻在里边——1870·2·2。从此以后，这个戒指一刻儿也没有离开过她的手指。

　　在意大利，死亡使她甜蜜的脸上恢复了她逝去的青春。她躺在那里，漂亮、美丽，仿佛当年当姑娘做新娘的样子。人家想从她的手指上取下戒指，给孩子们保存起来。可是我阻止了这样亵渎的事。戒指随着她一起入葬了。

　　在我们订婚以后不久，我第一本书《傻子国外旅行记》的校样陆续寄到，她跟我一起校。她还加以编辑。从这一天开始，她是我忠实的、贤明的、不辞劳苦的编辑，一直到死以前的三、四个月——前后达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以上。

　　【第三十七章】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兰登·克列门斯是一八七〇年十一月七日生的，只活了二十二个月。孩子的病全怪我自己。他妈妈要我照看，我带他坐敞篷四轮大马车去透透空气，出游了好长时间。那是个阴冷的早晨，不过他用皮衣服裹得好好的，要是在细心的人手里，是不会出问题的。不过我很快便默想出了神，把该管的事忘得一乾二净。皮衣服掉了，光腿露在外面。后为马车夫发现了，我重新裹好，可是已经迟了。孩子几乎冻僵了。我急忙赶回家。我被我自己干的事吓呆了，对可能产生的后果吓得什么似的。那天早上所做的对不住人的事，我一直引为羞愧，能不想便不去想它。在当时我有没有勇气承认这件事，我至今还很怀疑。我看，很可能是直到此刻以前，我始终没有承认过。

　　苏茜是一八七二年三月十九日生的。她在幼年时期，总是到纽约的埃尔迈拉以东山上的夸里农庄上过夏天。别的季节则在哈特福德家里（我们在一八七一年十月搬到了哈特福德，不久造了一座房子）。跟别的孩子们一样，她活泼、快乐、爱玩。和一般孩子们不同的是她时时喜欢内向，细细思量那些困扰人生的事和自古以来使好问的人也迷惑不解的事，企图寻找其中深藏的意义。作为一个七岁的小孩子，便对人世短暂的逗留中不断遭到不幸和逼得发狂的情况感到压抑和困惑不解，正如开天辟地以来，一些比较成熟的心灵也曾为此感到压抑和困惑不解一样。千千万万的人生下来，辛勤劳苦，流血流汗，为面包而奋斗、争吵、责骂、打架，为了细小的利益互相争夺不休。他们年龄一年年大起来，跟着来的是衰老、凌辱和羞耻挫伤了他们的傲慢和虚荣。他们所爱的人给拆散了，人生的欢乐变成了惨痛。痛苦，忧患，不幸，一年比一年深重。到最后，野心死了，傲慢死了，虚荣死了，剩下的只是渴望解脱。最后也终于解脱了——这是泥土留给他们的唯一无害的礼物——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本来便无足轻重，没有什么成就，有的只是错误、失败和愚蠢，也没有留下一点他们存在过的痕迹——这个世界会哀悼他们一天，然后永远忘掉他们。然后另一批芸芸众生替代他们，重演他们所干过的事，走着同样一条无益的道路，像他们一样消失——给另一批、又一批、千百万批的芸芸众生让路，让他们穿过同样的沙漠，走着同样不毛的道路，完成那第一批芸芸众生以至后来所有的芸芸众生完成的事——虚无！

　　“妈妈，这是为什么啊？”苏茜这么问。在育儿室寂静的处所，对这些事作了长长的思索以后，她终于操着那种不很连贯的语言，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一年以后，她一个人摸索着走过另一处黑沉沉、见不到阳光的沼泽，不过这一回她找到了歇一歇脚的地方。有一个星期，她妈妈没有能在傍晚孩子祈祷的时间到育儿室去。她妈妈讲到了这一点，说为此很不安，说今晚上要来，还希望每晚能来，能像以前一样听苏茜祈祷。她觉察到孩子希望能答话，可就是不知道怎样用词才好，便问她有什么困难。苏茜解释说，富特小姐（保姆）在教她有关印第安人的事和他们的宗教信仰，这样看来，仿佛不只一个上帝，而是有几个上帝。这就叫苏茜不能不思索起来。而她思考的结果，便是她停止了祈祷。她把这句话修饰为——也就是，修改为——她现在不像“过去那样”祈祷了。她妈妈说，“把这跟我讲讲，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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