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自传(57)

五七

　　我无可奈何。我有点儿动心了，不过还没有完全神志不清。我求他找一个很小的礼堂，把票价降到小节目的水平。不行，他一点儿也听不进——说要订一家纽约最大的大厅。他要订的是库珀学院底楼的大厅——有三千个座位，还可站一千五百人。他说，他会把大厅挤得满满的，门票一块钱一张。人们会挤得透不过气来，他不妨要两块钱一张。哦，他对自己的计划热衷到这个程度。他就这么干起来了。他说，这不用我花什么钱。我说，这样赚不到什么钱吧。他说：“不用管。要是赚不到钱，那是我的事。要是赚到钱，那是你的。要是赔本，损失由我来负，与你无关。”

　　他租下了库珀学院。他照惯例给这次演讲做了广告——在报上广告栏内写了一小段。如此连续三天以后，我没有听到哪个人或哪家报纸对演讲的事说过什么话，我有点局促不安了。他说，“哦，这个在底下酝酿着。你在表面上看不出来。”他说，“随它去，会起作用的。”

　　好吧，我同意让它起作用——大约一直到第六、第七天。再有三、四天，演讲就要开始了——可是我仍然不了解在底下发生作用的情况，因此，心里充满了疑虑和不安。我去找富勒，要他务必更加着力搞广告才好。

　　他说他要做的。他弄来了一桶印好的小东西，可以挂在绳子上——五十份一扎。是准备在公共马车上用的。每一节车上都可以看到这些东西飘飘荡荡的。我心里着急，不由得跟着这些车子转了一圈。有一两天，我什么事都不做，只是坐在车子上，从纽约的这一头到纽约的那一头，看这些东西晃来晃去的，等着瞧有什么人拉下来读一读。可谁也不动手——至多只有一个人动手。有一个人拉了下来，对他的朋友说，“关于夏威夷群岛的演讲，演讲人马克·吐温。是谁啊，我不清楚。”——他随手一扔，换了个话题。

　　我不能再随车转了。我感到腻味了。我去找富勒，对他说：“富勒，到那天晚上，库珀学院不会有什么人，只有你和我。这下子全部损失啦，我们只能把票子免费送人。必须想些办法才好。我快要自杀了。要是有胆量、有工具，我就自杀算了。”我说，“富勒，非得叫客人免票挤满大厅不可了。你非得搞成千张的送票不可。非得如此不可。要是走进去场子空空的，人家既不熟悉我，也没听说过我，也没有坐过车子，没有见到过车上那些摇摇晃晃的东西，那我准得死。”

　　“嗯，”他还是热衷于他那一套，“我来办，准能办好。我来叫客人免票挤满大厅。你一登上讲台，肯定会发现全场都是上等的听众，文化水平最高的听众，以前任何人演讲时都没有见到过的一批人。”

　　他说到做到。他把一篮子一篮子免票送给纽约方圆三十英哩以内的所有公立学院的老师——他把免票像洪水一样泼给他们——到了那个晚上，他们全都来了。库珀学校里连三分之一的人都容纳不下。演讲在七点半开始。我心里急的不行，七点就去了。我非去不可。我真想看一看那空荡荡的“大钟乳洞”才去死。可是我走近那个大楼，便发现离它四分之一英哩左右，所有的街道都挤满了人，交通也堵塞了。我简直不相信这些人都是想要挤进库珀学院的。不过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我绕到大楼的后面，从舞台的后门进去。一清二楚，座位上、过道上、舞台上，挤满了神采奕奕的人们，都是从文化中心搜罗来的——从学校来的。我费了很大劲才穿过舞台上的人群。等我走过去，在听众面前站好的时候，舞台上挤得满满的。连一个小孩的位子都没有了。

　　我很高兴。我兴奋得无法形容。我畅快淋漓地给这些人大讲了一通夏威夷群岛。他们对我讲的全部内容都报以大笑和欢呼。有一个钟点又十五分钟，我简直是在天堂里。每向听众看一眼，我便流露出一点神赐的欢乐——最后结算，全场一共是三十五元钱。

　　富勒还是那么兴高采烈，仿佛他预言的名声与财富都实现了。他实在高兴，实在陶醉。几天来，嘴里没有停过。“啊，”他说，“财富没有进来——这个没有进来——这没有什么，以后会来的。名声已经有了，马克。啊，一星期之内，你要成为全美国最有名的人物啦。这不是失败。这是莫大的成功。”

　　这个插曲至少花了他四、五百块钱，可是他从来一个字也不提。他还是那么快乐，那么得意，那么骄傲，那么愉快，仿佛他生下了传说中的金蛋，并且孵化成功了。

　　关于名声他倒是说对了。这次演讲，我确实取得了一些名声。纽约的报纸称赞了这次演说。地方报纸便转载了这些赞美之词。乡下的演讲会——当年的演讲制度这时正在全盛时期——便开始邀请我了。我听任雷德帕思安排。我赶上了演讲季节的尾声。我到了西部，有六个到八个星期，每晚讲一次，每晚一百块钱——我便认为，早先的预言如今都实现了。我取得了名声，也取得了财富。我不认为这些细微末节都说得对，不过这不要紧。事实就是那样。我的意思是说，我记不得是在那一年还是第二年作旅行演讲的。不过主要的问题是我开始这么干了，而能有机会这么干，恰恰是这个莽撞的弗兰克·富勒以及他那个疯狂而不朽的计划创造出来的。

　　这些都是三十八年或是三十九年前的事了（写于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一日——原编者注）。从这以后，我曾遇见弗兰克·富勒两三回，每次总是间隔若干年，碰到的时间很短——只是一会儿，如此而已。不过他总是那么年轻，从没有一根白发，从没有一点点老相。总是那么热情，总是活得高高兴兴的。去年秋天，他小舅子给暗杀得很惨。显然强盗躲在汤普森先生的屋里，然后在晚上是用棍子把他打死的。两个月以后，我在街上遇见富勒，他显得很老很老，那么憔悴，一副倒霉相，我简直不认识他了。他说他妻子因为自己兄弟这样惨死给吓得快死了，神经脆弱得活不了几天了——我便和他一同去看望她。

　　她直挺挺坐在沙发上，四周用枕头垫着。隔一会儿，脑袋在枕头上靠一靠。呼吸也困难。我看了很难过，因为这副模样我已经看到多少多少回啦。有两三个月之久，克列门斯夫人就是这么坐着的，日日夜夜如此，挣扎着呼吸。服了鸦片以后，困了，或者实在太累了，脑袋便在枕头上靠一靠，跟富勒太太一个样，然后打打瞌睡，每次二、三分钟。

　　从此再也没有看到富勒太太。三天以后，她永远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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