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自传(55)

五五

　　开头由我作自我介绍，这一度效果很好，后来却失败了。必须说得很当心，措词经过周密考虑，说得真心实意，好叫到场的陌生人误以为我只是致介绍词的人而不是作演讲的人，也防止对演讲人过分赞美而可能使陌生人生厌。然后话快说完的时候，才漫不经心地露出一两句，表明我是作演讲的人，刚才讲的是有关我自己的事，这样，效果总是令人满意。不过，正如我所说的，这样做好景不长，因为报纸上会注销来，而在这以后，这个办法就不灵了。因为到场的听众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情绪控制起来。

　　后来我采取了在加利福尼亚时遇到的一种介绍方法。那是在红狗村里，一个懒懒散散、尴尴尬尬、体格魁梧的矿工郑重其事地创造出来的。听众违反了他的意愿，坚持非要他上台给我作介绍不可。他站在那里，想了片刻，然后说：

　　“对这个人我不大了解。不过，至少有两件事我倒是知道的。一是他从没有蹲过监狱；二是（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儿，然后用几乎是沮丧的口气说）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这么个办法一度很灵，后来报纸登了出来，就没有味儿了。以后，我干脆把作介绍这一套统统给取消了。

　　我时常遇到一些小小的冒险，不过没有一次是经久难忘的。有一回我来到一个镇上时，到得迟了，没有发现委员会等在那里，也没有看到有雪橇。我乘着月光逛到一条街上，发现人们涌向前去。我判断，那是往演讲大厅去的——猜得不错——就走进了人流之中。到了大厅，我想挤进去，可是给收票的挡住了。

　　“请把票拿出来。”

　　我弯下身子，低声地说，“没有什么，我就是作演讲的人。”

　　他郑重其事地眯起一只眼睛，用周围的人都能听到的挺大的声音说：“不，你不是的。到现在为止，你们已经有三个人进去了。今晚，下一个演讲者要进去的话就得付门票。”

　　当然我付了。这是免得麻烦的最干脆的办法。

　　【第三十三章】

　　每个季节，我们得搞出一次新的演讲节目（指纳斯比和别的一些人），到波士顿的“明星场”上去露一露，经受第一次评定。地点是老的音乐厅，听众有两千五百人。正是根据这一次的评定，全国所有的演讲会可以评定每个演讲人在商业上的价值。这个举动其实并不是在波士顿“首先开始”的，而是在附近的市镇开始的。在这些市镇上，我们要反复演习一个月之久，作一切必要的修改、订正，然后才在波士顿露面。

　　按照这套办法，就把全体同行在十月初集中于本市，这样，大家可以有几个星期懒懒散散地过日子，搞搞社交活动。我们住在杨氏旅馆。白天，我们待在雷德帕思的办事处，抽抽烟，聊聊本行的事。傍晚，我们分散到附近的市镇去，看看在新的演讲节目中，人家认为哪些好，哪些不好。乡下的听众是难对付的听众。一段话，如果他们听了发出轻微的嘟囔声，那么到城市里去就会垮台。在乡下相当成功，意味着在城市里可以宣告凯旋。这样，在我们最后走上音乐厅的大讲台以前，我们的口袋里已经有了评语了。

　　不过，有时候，那些作为“新手”的演讲人，并不懂得“先在狗身上试验一下”这个道理。他们到音乐厅来的时候，带来的是没有试验过的产品。有一回碰到了这样的事，害得我们有些人见到广告时急得要死。有个名叫德科多瓦的——是个幽默家——我们担心的正是他。仿佛他还有另一个名字，可是我忘掉了。他在一些杂志上写过若干阴郁而幽默的东西，这样赢得了一些人的好感，很有一点名声。现在他突然偷偷侵入我们的禁区，这可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有些人感到很不痛快——太不痛快了，便不想演讲。我们把附近市镇的约定推迟，大家待在市里不走。我们在楼内前几排就坐——纳斯比、比林斯和我——等着瞧。场子满了。当德科多瓦上台时，受到了可以说是过分热烈的、几乎是不适当的欢迎。我们倒并不妒忌，甚至也并不羡慕，而只是觉得厌恶。我发现，他正想读一篇幽默故事——照着稿子读——我们觉得好受了些，觉得有了希望，但还是很心急。人们为他搞了一套狄更斯式的排场，张着布幔的高高的架子，他就站在后面，灯光从上面照射下来。整个儿这一套搞得颇为时髦，给人的印象很深。听众以为，他肯定会讲得很有趣。因此他开头讲了五、六句，人们都报以信任，很友好地笑了——非常友好，搞得我们挺难受——我们感到相当灰心。可是我仍然相信他会失败，因为我看出了他并不懂得该怎么读。

　　笑声很快松了劲，然后场内有些区域的笑声低落下去了，再后来，自发性的笑声消失了，然后笑声出现了间隙，间隙拉长了，越来越长，更长，越发长了。然后几乎老是间隙和沉默，只有那个未经训练的、没有活力的声音在嗡嗡作响。后来全场死气沉沉地坐在那里，长达十分钟之久。我们吁了一口长气。这本应是对一个失败了的同行表示同情的一口气，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卑鄙而自私，跟全人类一个样。这里呼出的一口气，是对这个无害于我们的兄弟的失败表示满意。他正在卖力，但很扫兴。他不时用手帕擦脸。他那声调，那神情，仿佛在哀求怜悯，哀求救援，哀求慈悲。看到这景象也真惨。不过全场仍然冷冰冰地、怪异地盯着他看。

　　墙上高处有一只大钟。很快，大众的眼睛不再盯着读稿子的人，而是盯着钟面。我们凭着过去惨淡的经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了。不过，很明显，读稿子的人还没有得到警告，还蒙在鼓里。这时候已经接近九点钟——在场的人，有一半望着那只钟，而读稿子的人还在拼着命讲。九点差五分，一千二百个人一齐站了起来，一阵风似的冲过走道，走向大门！读讲稿的人吓呆了，有好几分钟，他目瞪口呆，惊恐地望着这退出去的队伍，然后从讲台上黯然走了下来，一路上失魂落魄的样子。

　　应该责怪经办的人。他们应该告诉他，近郊最后一班车九点钟开车，有一半听众到时候要走。不论是谁在台上讲，他们都得走。据我推想，德科多瓦从此再也没有在公众面前露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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