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自传(30)

三〇

　　他到家时，绕到后门，把靴子脱下来，蹑手蹑脚上了楼梯，到了两个老处女住的那间房间，一路上倒没有把睡着的人闹醒。他摸黑脱了衣服，爬上了床，挨着了个什么人。他也感到有点儿怪，可也不很在意，因为他想大概是我们的兄弟叫“本”的。那正是冬天，床上很舒适，那“本”使得床上更舒适了——这样，他就放心地睡了起来，诸事顺遂，他非常满意；一想到明天早上的情景，他打心眼里高兴。不过有些事比他想象的来得快，而且立即发生了。被挤的老太太扭动起来，挣扎起来，一会儿就半睡半醒，挤得嘟囔起来了。这声音把奥里昂吓得半死。他动也不能动，气也不能透。被挤的人开始摸索起来，摸到了奥里昂新蓄的络腮胡子，就尖声叫了起来，“啊哟，是个男人！”这一下把他吓瘫了的心理赶跑了，奥里昂下了床，急忙在黑暗中到处摸他的衣服，两位老太太尖声叫喊起来，奥里昂等不得把全套衣服都摸到手就赶紧飞奔到楼梯口，朝下直奔。在这节骨眼上，他又吓瘫了，因为他望见了从楼梯下面照上来的淡黄色微弱的蜡烛光。他判断蜡烛后面是梅雷迪思医生。果然是他。他身上没有穿什么衣服，不过这不要紧。他应付这类事是有两下子的，因为他手里拿着一把屠刀。奥里昂对他高声大喊，这下救了他的命，因为医生听出了他的声音。然后，他用我从小便非常仰慕的那种深沉的航海男低音，向奥里昂解释住房的变化，告诉他到哪里去找克列门斯家，最后还讲了一些十分不必要的忠告，说下一次他再这么干之前，先给他本人捎个信——这样的忠告，只要奥里昂活着，他大概再也不需要了。

　　【第十八章】

　　一八四七年我爸爸去世时，灾难发生了——这类事情往往都是如此——恰好发生在我们开始走运的时候。我们经过若干年穷困的折磨，刚开始又要好过一些。那折磨是一个叫做埃拉·斯托特的欺骗行为所坑害的。我爸爸借给他几千块钱——在当时当地，这可是一大笔财产啊！我爸爸刚被选为地方法院的书记员。这个小小的成功，不仅对我们来说，是关系重大的事，而且他是多么受人尊重——在全县都受人仰慕和尊敬。个个认为，这个庄严的职位只要他活着就是他的了。二月底，他前往巴尔米拉，也就是县政府所在地，去宣誓就职。回家时，他骑马走了十二英哩，遇到了一场雨雪，到家时几乎冻僵了。他接着害了胸膜炎，在三月二十四日逝世了。

　　这样，我们刚刚开始的辉煌的好运气便给夺走了，我们再一次掉进了穷困的深渊。这类事往往如此。克列门斯家再一次身无分文了。

　　我爸爸死后，奥里昂有两三年没到汉尼巴尔来。他一直留在圣路易。他是个排字工人，靠工资生活。他靠这个工资赡养我妈妈和比我小两岁的弟弟亨利。我姐姐帕梅拉带几个学钢琴的学生，给家里一点补贴。我们就这样对付着过，不过日子过得挺艰苦。我不算是负担，因为爸爸一死，我就停了学，被安置在汉尼巴尔《信使报》的报馆里，当印刷学徒工。报纸的编辑与老板阿门特先生给我一般学徒的待遇——也就是说，供吃、供穿，可是不给钱。衣服是一年两套，可是其中一套常常实现不了，而另一套则是在阿门特先生的旧衣服还能穿的时候是不会去买的。我只有阿门特一半大，因此，他的衬衫给我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仿佛生活在马戏团的帐篷里一般。我得把他的裤子提到耳朵边才行。

　　另外还有两个学徒。一个叫韦尔斯·麦考密克，十七八岁大，是个巨人。他穿阿门特先生的衣服，很合身，就像蜡烛模子配蜡烛一个样——也就是说，他被憋在里面，特别是在夏天。他是个莽莽撞撞、欢天喜地的了不起的家伙。他无所谓什么原则，是个可爱的伙伴。开头，我们三个学徒还得在厨房里吃饭，和老黑奴厨子以及她那个非常漂亮、神采照人而很有规矩的黑白混血女儿一起吃。韦尔斯为了自己高兴——他通常从不为了让别人高兴而做什么事——他老是没完没了。费尽心机地公然向混血儿姑娘调情，害得她非常痛苦，害得老妈妈担心得要死。她总是说，“啊，韦尔斯少爷，韦尔斯少爷，能不能规矩点！”这样一鼓励，韦尔斯自然又装出献殷勤的样子干得更勤快了。对拉尔夫和我来说，这真是好玩极了。说老实话，老妈妈的痛苦只是装装样子的。她非常明白，依照蓄奴社会的风俗习惯，韦尔斯只要高兴，完全有权跟这个姑娘调情。可是这个姑娘的痛苦倒是千真万确的。她生性优雅，把韦尔斯放肆的求爱全当作真的了。

　　厨房桌子上吃的东西花样很少，而且怎么说也是不够吃的。因此，我们这些当学徒的，便经常自己找路子生活下去——也就是说，我们几乎每晚都从新发现的秘密入口处爬进地窖，偷山芋、洋葱这类东西，拿到印刷间去。我们就睡在那儿地板上的草蓐上的。我们把食物放在炉子上煮，美美地吃一顿。韦尔斯有煮山芋的秘诀，真是了不起，而且全是他自己发明的。自从认识韦尔斯以来，像他那样煮山芋，我只见过一次。那是在一八九一年年底，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命令我参加一次私人宴会。那山芋端上桌子时，我大为诧异，以致非常冒失。不知不觉地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也就是说，我对山芋大为赞赏，没有等他首先尝一尝，便对我边上的皇帝陛下发了一通议论。依我看，他真诚地要装出一副既不诧异又不生气的样子，其实他明明是生了气的。在场的半打左右大人物也是如此。他们都吓呆了，谁也不吭一声。这可怕的沉默持续了半分钟之久。要不是皇帝陛下自己把它打破，这沉默当然会一直持续到现在，因为别人谁也不敢打破这个僵局。当时是傍晚六点半钟，直到将近半夜时分，这场霜冻般冰冷的气氛才完全融化掉了——或是说冲刷掉了——被啤酒的洪流冲刷掉了。

　　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阿门特先生理财之道是非常吝啬的，他是抠得很紧的。不久，我们这些学徒被准许从地下室上升到底楼，坐在家里的桌子上，和一位叫做佩特·麦克默里的工匠一起吃。这时阿门特先生的理财之道还是跟过去一个样。阿门特太太是个新娘子。她是等了大半辈子，到不久之前才登上这个高贵的位置的。依照美国人的说法，她是个举止得体的妇女，因为她并不把糖罐子交给我们，而是由她自己给我们的咖啡加糖。也就是说，她只是做个样子，并非真正使咖啡变甜。她仿佛是把满满一大调羹红糖放在每一个杯子里的。不过据韦尔斯说，那是哄人的。他说，她先把调羹在咖啡里浸一浸，好叫糖能粘起来，然后让调羹底朝上地把糖从罐子里舀出来，这样看起来仿佛满满一调羹，而实际上它上面的糖只是薄薄一层。我看也确实是这样，不过这套本领掌握起来，难度倒是蛮大。因此我又想，也许事实上并非如此，而只是韦尔斯撒的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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