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行记(98)_马克·吐温

九八

　　第五十九章

　　又穷了——以溜为职业——一位典型的讨债者——不幸喜欢同伴——互相交往求得安慰——一线希望——拾到了一个银角子——比较起来看算有钱——两顿丰盛的晚餐

　　我为（镀金时代）写了一段时间的大块文章。C·H·韦布创办了一份很漂亮的文学周刊，叫做《加利福尼亚人》，但是质量高并不是成功的保证，办得很不景气，他把它卖给了三个印刷商，布雷特·哈特任主编，周薪二十美元，我受雇每周为它写一篇文章，挣十二美元。但是这杂志却每况愈下，印刷商们把它卖给了奥格登上尉，他是位有钱而快活的绅士，喜欢以这种昂贵的奢侈品来取乐，并不怎么在乎代价。他也很快便玩厌了这新奇的玩意儿，又把它卖还给了印刷商，这周刊便立刻平静地寿终正寝了。我又失业了。我本来不愿意重提这些往事的，要不是它们是那样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在太平洋之滨那段生活的辛酸沉浮的话。在任何别的国家，你也很难跌进这变化万端的兴亡盛衰之中的。

　　在两个月中，我唯一的职业就是避开熟人，因为在那段时间里，我没有挣得一分钱，没有买过一件衣物，也没有付过房租饭钱。我学会了很内行地“溜”。我从一条避静的街道溜到另一条避静的街道，每当看到一张似乎有些熟悉的面孔向我走来，就赶忙溜开。我溜去吃饭，卑贱地吃，每扒一口从慷概的女房东那里抢来的饭菜，就默不作声地道一回歉。我四处溜达，避开欢乐与灯光，直到深更半夜，才溜回床上。我觉得比蛆虫还要下贱，还要低劣，还要卑鄙。那段时间里，我仅有一枚硬币——一枚十分的银币——我把它摸得紧紧的，无论如何也不肯花掉，以免强烈地意识到我已是完全一文不名，会考虑去自杀。我把一切都典当光了，只剩下身上穿的，因此我拼命抓住那十分钱，到后来都把它捏得光溜溜的了。

　　不过，我差点忘了，除了这个“溜”的职业以外，我还有个职业。那就是接待一个债主（我也被他接待），他手头有一张期票，就是我为我的“浪子”老同学，向弗吉尼亚那位银行老板借的四十六美元。这人每周定时来催讨一次。有时还要频繁些。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习惯，因为他明白什么也收不到。他会拿出期票，对我计算利息，每月百分之五，清楚地向我表明这期票上既无伪造的企图，也没有错讹；然后就恳求，争辩，竭尽全力地催讨任何一笔数目——任何一笔小的数目——哪怕是一美元——甚至半美元也行。这以后，他的使命就告结束，良心也安逸了。他总是立刻撇开这个话题；掏出两支雪茄，一人一支，把脚翘在窗台上，我们两人就海阔天空地谈了起来，他会从他那丰富的记忆仓库里取出许许多多稀奇的讨债历险记，对我滔滔不绝地谈起来。最后，他把帽子扣在头上，快活地说一声：

　　“嗯，公事公办——总不能老是守着你！”——一秒钟后就走了。

　　想到讨账的事我心里多么难受哟！然而我却常常渴望他的到来，要是我在盼望他，而他又没来，我会同任何母亲一样忧虑不安的。但他并没有能讨到这笔债，连一分钱也没要到。我后来终于亲手还给了那位银行老板。

　　不幸喜欢同伴。夜晚，在冷落僻静的地方，我不时碰到另一个不幸之子。他衣着褴褛，凄凉孤独，无家可归，无亲无故，被人抛弃了。我象一个哥哥一样地可怜他。我想和他亲近，共同分享我们的不幸遭遇。互相的接近一定是双方都愿意的，总之我们经常见面，虽然看起来似乎是偶然的。尽管我们都不说话，甚至装作不认识，每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我俩都流露出一种沉闷的渴望，然后我们心满意足地闲逛几个小时，分得开开的，在茫茫的夜色中，借助于房子里射出的灯光和炉边聚会透出的光亮，偷偷地瞧一眼，欣喜地分享我俩那沉默的友谊。

　　我们终于开口了，以后就彼此难舍难分，因为我俩的悲伤几乎是相同的。他也曾经是个记者，失了业，这就是他的经历，我所能回忆起来的就是这些。失业以后，他就一落千丈，不停地往下栽：从俄罗斯山的公寓搬到卡尼大街，从那里搬到杜邦；从杜邦搬到低矮的水手棚子；再从水手棚子搬到码头附近的货物箱和空桶里。后来，有一阵子，他在码头上靠缝补开绽的粮食口袋勉强糊口。这差事也干不成以后，他就到处寻找运气甩在他面前的东西吃。现在，他白天再也不露面了，因为记者什么人都认识，穷的和富的，高贵的和卑贱的，他无法在光天化日之下避开熟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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