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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九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讲到这里,被掌声所打断了。这种对俄罗斯三套马车所作的嘲弄形容受到了欢迎。固然,掌声只有两三下,所以连首席法官都认为用不着对观众作“离开法庭”的威吓,只是严厉地朝鼓掌人的方向瞪了一眼。但是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仍然受到了鼓舞,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对他鼓过掌!一个多少年来谁也不爱听的人,现在竟突然有了使全俄侧耳倾听的机会!

  “其实,”他接着说,“这卡拉马佐夫一家究竟是怎么回事,居然会值得突然间这样悲惨地名闻全国?也许我太夸大,但是我以为在这个家庭的画面里似乎现出了我们现代知识社会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倒并不是所有的因素,而且只是极小的一点实例,象‘一滴水中见太阳’似的,但总是反映出了一点什么,显露出了一点什么。你们看这个不幸的,放浪淫荡的老人,这个‘一家之主’,那样悲惨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一个世袭的贵族,以穷食客起家,偶然通过意料不及的婚姻关系,抓到了一笔不大的嫁资。他本是一个小骗子,会拍马的丑角,有着从娘胎里带来的,并不见得太薄弱的智力,而且更主要的还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人。随着岁月的逝去,随着资本的增加,胆子也越大了。低声下气和逢迎拍马的性格不见了,留下来的只有好嘲笑的、恶毒的犬儒主义和色情狂。精神方面的一切已经消磨殆尽,但是对于生活享受的渴望却十分强烈。结果是除了情欲的享乐以外,他看不见其他生活的目的,并且也这样教导他的儿子们。他没有一点做父亲应有的道义责任。他笑他们,从小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后院里教养,高兴有人带走他们。他甚至完全忘记了他们。老人的全部道德原则就是aprés moi le dèluge①, 这和公民责任的概念正巧相反,完全和社会脱离甚至仇视社会:‘哪怕全世界着了火,只要我一个人好就行。’他感到极好,他十分满意,他渴望再这样活上二三十年。他欺骗亲生的儿子,始终扣住儿子的钱,儿子的母亲的遗产,就用这钱夺他的儿子的情妇。不,我不愿把替被告辩护的责任让给那位从彼得堡来的多才多艺的律师。我自己也要说出实话,我自己也明白他在他儿子的心里酿成的一团怒火。但是够了,关于这不幸的老人的事情说得够了,他已经得到了惩罚。但是我们要记住,他是父亲,现代的父亲之中的一个。我说他是许多现代的父亲中的一个,会不会使社会感到侮辱?哼,要知道,现代的父亲中许多人只是不象这个人那样公开说出一些无耻的话,因为他们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比较文明,而其实他们的哲学几乎是和他一样的。就算我是悲观主义者,就算是这样吧。我们已经预先说好,你们会原谅我的。我们预先约好:你们可以不相信我,可以不相信我。我说我的话,你们不必相信。但是你们一定要让我说出我的话来,无论如何其中的某些话你们是不会忘记的。现在你们看这个老人,这位一家之主的孩子们:其中有一个正在被告席上面对着你们,关于他,要说的话还在后面。至于别的孩子,我只是顺便说两句。另两个孩子,年长的是那些现代青年中的一个,受过极好的教育,有着极聪明的头脑,但却对一切都没有信仰,否定和抹杀世间许许多多事物,正和他的父亲一样。我们大家都听过他的言论,他在我们的社会里受到友好的接待。他并不隐瞒自己的意见,甚至正相反,完全相反,正因为这样,才使我此刻有勇气多少坦率地谈一谈他的事情,自然不是把他作为个人,而只是把他当作卡拉马佐夫家庭中的一员来看。昨天有一个和本案极有关系的人,一个有病的白痴,在城郊自杀身死。他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仆人,也许还是私生子。他姓斯麦尔佳科夫。他在预审的时候神经质地流着眼泪对我说,这个年轻的卡拉马佐夫,伊凡·费多罗维奇,那种精神上的放荡不羁如何使他感到害怕:‘据他看来,世上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将来什么都不应加以禁止,——他尽教我这一套。’这白痴大概就是受了他所教的那种学说的熏染,以致完全发了疯,尽管不用说,他的羊癫疯和家里爆发的可怕的灾难也可能促成了他的精神失常。然而这个白痴曾说过一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这样的话本该出于比他更聪明些的观察者之口,因此我才在这里提起它来。他对我说:‘如果儿子中间有谁性格上最象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话,那就是伊凡·费多罗维奇!’我对他的性格分析,就说到这里为止,再说下去就太不客气了。哎,我并不想再下进一步的结论,象乌鸦似的对一个年轻人的命运咶咶地一味预报不祥。我们今天在这法庭上看到,真理的直接的力量还活在他的年轻的心里,家庭间的亲人手足之情还没有被他的无信仰和道德上的犬儒主义所淹没,——那些东西多半是遗传而来的,不见得是真正的思想斗争的结果。现在还有一个儿子,他还年轻,地虔信上帝,性格温顺,和他的哥哥的阴沉而有腐化作用的世界观相反。他在寻找道路,以便附和所谓‘人民的理想’,换言之也就是我们那些有思想的知识阶层的理论界人士用这个聪明的名词所称呼的一切。你们瞧,他投奔了修道院。他几乎当了修士。我觉得,他的心里似乎是无意识地,而且那样早期地表现出一种胆怯的绝望。我们可怜的社会里现在有许多人因为怕犬儒主义和它的腐化作用,把一切罪恶都错误地归咎于欧洲文明,于是就抱着这样的绝望心情,投到所谓‘家乡的土壤’上去,投到所谓家乡土地的慈母怀抱中去,象受了幻影惊吓的小孩一般,但求在衰弱的母亲的干瘪的胸前安安静静地睡一觉,甚至睡一辈子,只要能看不见那些吓唬他们的可怕的东西就好。就我来说,我希望这位善良而有才能的青年前途无限,希望他的年轻人的乐观和对于人民理想的渴慕,以后不要在精神上变为蒙昧的神秘主义,在政治上变为顽固的沙文主义,象事实上时常发生的那样。神秘主义和沙文主义这两种东西对于民族的流毒,也许比盲目抄袭和歪曲误解欧洲文明而迅速产生的腐化作用更加厉害,他的哥哥正是中了这种腐化的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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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我死后,随它陆沉也罢。”法王路易十五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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