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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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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语文。不瞒你说。我还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热衷于自己的工作。想到自己能影响年轻的一代,我就备受鼓舞。为了写一篇导论,我足足花了三个星期。” “这篇讲稿你还保存着吗?”列日涅夫打断他。 “没有了,不知丢在哪儿去了。导论写得不错,很受欢迎。学生们的脸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是些善良、青春勃发,专心致志,充满了同情甚至惊讶的脸。我登上讲台,匆匆忙忙念完了讲稿,我本来以为是够讲一个多小时的,可是二十分钟我就念完了。学监就坐在教室里——一个戴银丝眼镜、套着短假发的干瘪老头——他不时地朝我点头。等到我上完课离开座位的时候,他对我说:“很好,先生,就是讲得深奥了点,不够明了,对学科本身说得过于简略。”但是学生们怀着尊敬的心情目送着我走下讲台……真的,这就是青年的可贵之处。第二次上课我也带了讲稿,第三次也一样……后来讲课我就开始即兴发挥了。” “效果怎么样?”列日涅夫问。 “效果很好。学生们争先恐后地来听课。我把内心所有的一切都传授给他们。他们中间有三四个男孩确实非常优秀,其余的听了似懂非懂。不过应当承认,即使那些听懂了的学生有时候也会提些令我哭笑不得的问题。不过我并不气馁。大家都还喜欢我。考试的时候我给大家都打满分。于是出现了一场针对我的阴谋……其实也没有什么阴谋,只不过是我自己不守本分罢了。我妨碍了别人,别人就排挤我。我给中学生讲课的方法即使给大学生上课也未必经常采用。学生们听我上课得益不多……我举的那些事实,我自己也不甚了了。再说,我不满足于给我指定的那个活动范围……你也知道,这是我的弱点,我想要进行彻底改革,我敢向你发誓,这样的改革既合情合理又简便易行。我指望通过校长实行改革,他是个善良而正直的人。起初我对他颇有影响,他的夫人也肯帮助我,老兄,像她那样的女人我这辈子都没遇见过几个。她年近四十,可是依然像十五岁的少女那样相信善,爱一切美的东西,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敢于说出自己的观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那高尚的热情和纯洁。我听从她的劝告,草拟了一份计划……可是马上有人挖我的墙脚,在她面前诋毁我。特别恶劣的是那位数学教师,此人个子矮小,说话尖刻,爱动肝火,对什么都不相信,就像比加索夫,不过比比加索夫能干得多……顺便说一句,比加索夫怎么样?还健在吗?” “还健在。你想像一下,他还跟一位小市民结了婚,听说,老婆经常打他。” “活该!噢,对了,娜塔里娅·阿历克赛耶芙娜好吗?” “好。” “她幸福吗?” “幸福。” 罗亭沉默了片刻。 “刚才我谈到哪儿啦?……对了,谈到那位数学教师,他恨我,把我的讲课比作烟火,抓住我每一句表达得不太清楚的话大做文章。有一次我讲到十六世纪的一件古迹时,他弄得我下不了台……而主要的是他怀疑我居心不良。我最后的一个肥皂泡撞到了他身上,就像碰上了针尖,立即破灭了,我跟那位学监一开始就没搞好关系,他唆使校长和我作对,结果闹得不可开交,我不肯让步,发了一顿脾气,最后事情传到了上级机关。我被迫辞职了。我不肯就此罢休,我想证明,不能这样对待我……可是他们就是这种态度,随意摆布我……现在我非离开此地不可了。” 接着是一阵沉默。两位朋友低着头坐在那里。 罗亭首先打破沉默。 “是的,老兄,”他说。“我现在可以借用科尔卓夫①的诗句来说明我的处境:‘啊,我的青春,你逼得我无路可走,寸步难行……’可是,难道我真的什么都不行,难道世界上就没有我的事业了吗?我经常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可是无论我怎样竭力贬低自己,我还是不能不感到自己具备一种并非人人皆有的才能!为什么我的才能始终无法开花结果?还有:你记得吗?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自命不凡,拿腔作势……确实,那时候我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究竟要干什么,只是陶醉于高谈阔论,相信虚幻的东西。可是现在,我敢向你发誓,我可以大声地向所有人说出我所有的愿望。我根本不需要隐瞒:我完完全全彻头彻尾是个好心人。我顺从,我想适应环境,我所求不多,我只求达到最近的目标,为大家做一点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好事。可是不行!办不到!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什么东西妨碍我像别人那样生活和活动?……我现在就剩这么一点儿理想。可是我刚找到一个固定位置,刚有一个落脚点,命运马上来捉弄我……我开始害怕它——我的命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请你帮我解开这个谜!” “谜!”列日涅夫重复道。“是的,确实是个谜。对我来说,你永远是个谜。即使在青年时代做了一件小小的荒唐事之后,你会突然说出一大套令人心惊肉跳的话,然后你又照样去……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当初我就无法理解你,因此我不再喜欢你了……你很有才华,追求理想,不屈不挠……” “空话,都是些空话!没有干过实事!”罗亭打断他。 “没有于过实事!你要于什么样的实事……” “什么样的实事?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瞎眼老婆子和她的全家。你记得吗?就像普里亚任采夫那样……这才是实事。” “是的。不过精辟的言论也是需要的。” 罗亭默默地看了看列日涅夫,轻轻地摇了摇头。 列日涅夫还想说些什么,用手抹了抹脸。 “那么,你是回乡下去吗?”他终于问道。 “回乡下去。” “难道你乡下还有田产吗?” “还留下那么一点儿。两个半农奴。总算还有个葬身之地。也许这会儿你心里在想:‘到了这般地步还要说漂亮话!’的确,漂亮话葬送了我的一切,毁了我的一生;我至死也摆脱不了它。不过我刚才所说的却不是漂亮话,我这一头白发,这一脸皱纹,老兄,可不是漂亮话。这破烂的衣袖,也不是漂亮话。你对我一向非常严厉,你这样做是对的。如今一切都已完结,灯油已干,油灯已碎,灯革将尽……因此也无需严厉了。死神,老兄,最后总会使大家和解的。” 列日涅夫跳了起来。 “罗亭!”他大声说道。“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你有什么理由这样说我?倘若看见了你深陷的双颊和满脸的皱纹,我还认为你是在说漂亮话,那我还谈什么知人论世,我还算什么人呢!你想知道我现在对你的看法吗?好吧,那我来告诉你!我在想:你这个人,只要自己愿意,凭你的能力……什么样的目的不能达到,世界上什么好处不能捞到手,而现在,你却衣食无着……漂泊无依……” “我引起了你的怜悯。”罗亭闷声闷气地说。 “不,你想错了。你令我尊敬——就是这么回事。有谁妨碍你在那位地主,在你那位朋友家里年复一年地住下去呢?我完全相信,假如你肯巴结他,他一定会让你不愁吃不愁穿。为什么你在中学里无法跟别人友好相处?你这个怪人为什么每次做好事总要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无法在肥沃但是险恶的土地上扎根呢?” “我生来就是无根的浮萍。”罗亭苦笑着说。“我不能停止不前。” “这是事实,不过你无法停止不前,并不是因为像你一开始说的你心里有一条虫……盘踞在你心里的不是一条虫,也不是一颗由于无所事事而焦躁不安的灵魂——那是热爱真理的烈火在你内心熊熊燃烧。很显然,尽管你遇到了种种挫折,但是你内心的这团火,比起许多不认为自己自私、反而把你称为阴谋家的人,燃烧得更加炽烈。假如我处在你的位置上,我早就迫使内心的这条虫安静下来,早就跟一切妥协了。可是你却毫无怨言。我坚信,即使在今天,在此时此刻,你也准备像年轻小伙子那样再一次开始新的工作。” “不,老兄,现在我累了。”罗亭说。“我受够了。” “累了!换了别人早就送命了。你说人死了一切也就和解了,你以为活着就不能和解吗?一个人上了年纪还不能宽容别人,那他自己也不值得别人宽容,而谁又能说他不需要宽容呢?你做了能做的一切,奋斗了一辈子……还要怎么样呢?你我走的不是一条路……” “你,老兄,完全是另一种人,跟我不一样。”罗亭打断他,又叹了口气。 “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列日涅夫接着说,“也许恰恰是因为我的处境,我冷静的性格以及其他幸运的因素,所以任何东西都无法妨碍我安安稳稳坐在家里袖手旁观,而你却要去闯荡天下,卷起袖子劳动和工作。我们走的路不同……但是你看,咱们彼此多么接近,你我使用的几乎是同样的语言,稍作暗示彼此就能心领神会。我们的感情是相通的。如今像我们这样的人已经寥寥无几,老兄,你我成了最后的莫希干人①!从前,我们觉得生活之路还很漫长的时候,我们可以各行其是,甚至可以互相憎恨。可是如今,我们这个圈子的人日益减少。一代代新人从我们身边走过,走向与我们不同的目标,我们应该紧紧携起手来。咱们来碰杯吧,老兄,让我们像从前那样唱支欢乐之歌!”② ① 北美土著,被殖民者灭绝,美国作家库柏(1789-1851)著有小说《最后的莫希干人》。 ② 原文为拉丁文。 两位朋友互相碰杯,又满怀深情地,带着纯粹的俄罗斯韵味,音调不准地唱了一首昔日的大学生歌曲。 “现在你要回乡下去了。”列日涅夫又提起这件事。“我并不认为你会在那儿停留很久。我也无法想像,你将在何处,以什么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请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总会有一个安身之处,藏身之地,那就是我的家……你听见了没有,老朋友?思想也会有自己的残兵败将,他们也该有一个栖身之处。” 罗亭站起来。 “谢谢你,老兄,”他说。“谢谢!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好意,只不过我不配享有这样一个栖身之处。我毁了自己的一生,并没有好好地为思想服务……” “别说了!”列日涅夫说道。“每个人只能够尽其所能,不应该向他提出更多的要求!你自称为‘漂泊一生的犹太人’①……可你怎么知道,也许你命该终身漂泊,也许你因此而在完成一项崇高的使命,而自己还不知道。有道是:谁都逃不出上帝的手掌。这话很有道理。你不留下来过夜吗?” ① 中世纪神话中的人物。 “我走了!再见。谢谢……我的下场将是非常糟糕的。” “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你非走不可吗?” “我要走了。再见。过去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请多包涵了。” “好吧,我有什么不是,也请你原谅……别忘了我给你说的话。再见了……” 两位朋友拥抱。罗亭很快就走了。 列日涅夫不停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过了好久才在窗前站定,沉思了片刻,自言自语道:“可怜的人!”于是便坐在桌前,开始给妻子写信。 外面刮起了狂风,它咆哮着,恶狠狠地把玻璃窗震得哐嘟直响。漫长的秋夜降临了。在这样的夜晚,谁能够得到居室的庇护,拥有一个温暖的小窝,谁才会觉得舒适。愿上帝帮助所有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吧! 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炎热的中午,在巴黎,“国立工场”的起义几乎被镇压下去的时候,在圣安东尼区的一条狭窄的胡同里,正规军的一个营正在攻占一座街垒。几发炮弹已经把街垒摧毁;一些幸存的街垒保卫者正在纷纷撤退,他们一心只想着逃命。突然,在街垒的顶部,在一辆翻倒的公共马车的残架上,冒出了一位身材高大,穿一件旧衣服,腰间束一条红围巾,灰白蓬乱的头上戴一顶草帽的男子。他一手举着红旗,另一手握着弯弯的钝马刀,扯着尖细的嗓子在拼命叫喊,一边向上爬,一边挥舞着红旗和马刀。一名步兵学校的学员正用枪瞄准他——放了一枪……只见红旗从那个身材高大的男子手里掉下来,他自己也脸朝下直挺挺地栽下来,好像在向什么人行跪拜礼……子弹穿透了他的心脏。 “你看!①”一位逃跑的起义者②对另一位说。“波兰人被打死了。③”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原文为法文。 “他妈的!”另一位回答说。接着两人飞快地向一幢房子的地下室跑去。那幢房子的所有窗户都关着,墙壁上弹痕累累。 这位“波兰人”就是——德米特里·罗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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