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格罗县的哈姆莱特(8)_猎人笔记

希格罗县的哈姆莱特(8)

　　“哎，那么请您判断一下吧。如果我是一个奇特的人，或许只需耸一耸肩膀叹两口气，就会像什么也没发生过的一样，照样过平静的生活。但事实上，我却不能。我不是一个奇特的人，所以我就想到了悬梁自杀。我的妻子已经深深地沉迷在老处女的那种习气之中了——她就喜爱贝多芬，还好夜游，而且十分喜爱养木樨草。她还常常和朋友通信，搞纪念册等等，以至于无法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所以也就无法适应其他生活方式，特别是不适于做家庭主妇。但是，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整天都沉陷于无名的不耐烦与惆怅之中，一到晚上就开始唱‘你在凌晨时刻不要唤醒她’，这不是太荒唐太可笑了吗？”他停了一会又接着说，“请看，我们就这样一起安享了三年和乐美满的生活。到了第四年，索菲娅因为难产而丢掉了生命。说来也很怪异，我仿佛早就预料到她不可能为我生一个女儿或者儿子，她不会赏给人世一个新的公民。直到现在，我还能明白地记得为她举行葬礼时的情景。那是一个春天。我们教区的礼拜堂并不大，而且已经破旧不堪了。悬挂圣像的墙壁也已经发黑了，其他几面墙也光秃秃的，没有任何装饰物。石灰已经斑驳杂乱，有些地方砖都露出来了。每一个唱诗班的席位上都供奉着一幅古老的大圣像。棺木抬进来之后就被摆放在圣幛正门前的中央，罩上褪了色的盖棺布，周围再摆上三个蜡烛台。仪式开始了。一个老迈的教堂执事在读经台前悲伤地诵读经文，他的脑袋后面拖着一个小发辫，绿色的腰带系得非常的低。神父也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但他显得慈眉善目，虽然有些老眼昏花了。他身上穿着一件有黄色花纹的紫色法衣，兼当祭司和助祭。在一扇扇敞开着的窗户外面，纵横交错的白桦树枝吐出了嫩芽，在风中发出‘簌簌”的响声。院子里飘来阵阵青草的气息，沁人心脾。蜡烛红色的火焰在明媚的春光中显得既苍白又黯淡，麻雀“喳喳’的叫声在礼拜堂里回响着。屋顶上常常飞下来一只燕子，发出叽叽啾啾的叫唤。在金色粉尘般的阳光里，几个浅褐色头发的农民在向死者鞠躬致哀，他们的头一起一伏如同海浪，热诚地祈祷着。香炉孔洞里吐出的缕缕浅蓝色的烟在空中缭绕。我看了看妻子那张毫无生气的脸，她真的死了！死了，死神真的来了！就是死也没有医好她的创伤，没有使她得到彻底的解脱。她的面部仍旧是那样一副痛苦悲哀、胆怯懦弱的表情，她即使躺进了棺木也依然很不轻松、很不开心。我心如刀绞！她是一个多么温柔善良的人啊！但是为了让她能够得到解脱，死或许是最好的方式！”

　　他激动得满脸通红的，热泪盈眶。

　　“最终，”他又接着说，“我从妻子死亡的悲哀和颓丧中解脱了出来。我想振作起来干一番事业。我在省里谋了一份公职。但在公职机关的大办公室里，我的头却开始剧烈地疼痛，视力也越来越不好。这时刚好发生其他事情，我便乘机辞去了公职。我筹措不到钱，所以我原打算去莫斯科便没有去，而且——方才我已经跟您讲过，我过惯了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这种生活追求可以说是心血来潮，也可以说不是心血来潮。从精神方面来说，我早就想过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了，尽管我仍然不肯俯就。我以为我的感情是淳朴的，这是乡村生活的经历和那些不幸的往事所造成的结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早就看出来，几乎我所有的乡邻，不论男女老少，最初都很敬仰我的学识，羡慕我出国留学、敬佩我的教养和举止还有其它一些优越条件。直到现在呢？他们不仅对这些习以为常，而且居然对我怠慢和轻视起来。他们对我的谈论已经不感兴趣了，跟我说话也不再那么客气了，不再用恭敬的言语了。啊，我还忘记告诉您了，刚结婚的时候，因为寂寞无聊，我曾经尝试从事写作，我还给杂志社寄去过一篇文章。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我写的是一部中篇小说。但是过了不久，我收到了编辑的退稿信，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毫无疑问可以看出阁下是很有学识的，但是缺少写作的才华，而从事文学创作最需要的正是才华。”不仅如此，我还听人家说，有一个迷失了方向的莫斯科人，是一个很善良的青年人，他在省长家的晚会上无意中议论起了我，说我江郎才尽，毫无用处。但是我仍然半梦半醒地混着，不愿给自己一个“大耳光”以便让自己清醒一些。最终有那么一天早晨，我才真正清醒过来。是这么回事儿：县警察局长来到我家提醒我我的领地上有一座桥塌了。然而当时我完全没有经济能力对这座桥进行修复或重建。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监督者倒是很宽宏大量，他一面就着一道鲟鱼干喝着白酒，一面以长辈的口气责怪我太散漫，然而又体谅我的处境，劝我只要吩咐农户们在上面堆些粪土也就能敷衍过去了。只要这么做就算没有这回事了。说完此事，他就无忧无虑地吸起烟叶，还和我聊起即将举行的选举之事。当时有一个姓奥尔巴萨诺夫的人打算竞争这个省首席贵族的荣誉称号，正在积极活动着。这个人不仅是个信口开河的大骗子，而且还是一个贪污分子。他也并不特别富有，更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威望。我这个人心直口快，便对他发表了一通议论，甚至说得很毫不客气。说老实话，我很看不起奥尔巴萨诺夫尊敬的先生。警察局长听完了我这番议论，看了看我，又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和气地对我说：“哎呀，瓦希利·瓦希利耶维奇，这样的人物可不是您我应该议论的呀！我们哪有这个资格呀？还是安分守己少发些议论为好，我们都应该有自知之明啊。”“得了吧，”我愤怒地反驳说，“我和奥尔巴萨诺夫有什么不好别呀？”听到这里警察局长把烟斗从嘴里拿开，睁大了眼睛，然后突然大大笑起来：“哎，您这个人可太有趣了！”最后他大笑得眼泪直流说道，“你这个人说话真逗！哎呀！你真会开玩大笑！’他离开之前一直在嘲大笑讽刺着我，还常常地用胳膊肘捅捅我，说起话来也很随便，毫无敬重之意。最后，他最终走了。我不好一点就跟他发火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转了好几圈，最后站在了镜子前，很长时间地凝视着自己那张因发窘而狼狈不堪的脸，缓缓地伸出舌头，苦大笑着摇了摇头。这时我眼球上的白翳脱落了，蒙着眼睛的迷雾消散了，我更明白地看到——而且比看镜子还要明白地看到，我是一个多么空虚无聊、渺小无用的人，一个丝毫也不奇特之人！”说话的人又沉默了一小会，象在思索什么。

　　他十分颓丧地接着说道：“伏尔泰在一出悲剧里写道；有一个贵族因为堕落到不幸的极限而感到欢欣。我老实跟您说，虽然我的命运没有遭遇太大的不幸，我也有这样的感受。我在绝望时也产生过麻醉的狂喜。我曾经整个早晨都有气无力地躺在自己的床上，诅咒着自己的生命，这时我居然感到非常甜蜜。我还不能一下子就安于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况且请您想想看，我因为穷困被迫呆在我本来就痛恨的那荒芜僻远的没有产业、公职、文学的乡村，啊，——所有一切我都失去了。我竭力回避和地主们交往，读书也觉得厌腻了。那些摇晃着卷头发的又肥又胖的整天多愁善感地谈论‘人生’这个字眼的太太小姐们，早已令我不感兴趣。这些肥婆胖妞们就再不理我了，因为我不再口若悬河了。我不习惯过离群索居寂寞冷清的生活。您猜一猜怎么样？我就常常到邻居家里去走访。我像是沉溺到自轻自贱的地步了，常常有意去招惹各种各样的各样的屈辱和鄙视。可我得到的是什么呢？参加宴会时，或与某些人同桌进餐时，仆人常常在斟酒上菜的时候把我晾在一边。或者他们干脆有意漏掉我。人们对我既冷淡又傲慢，到后来干脆就不理我了。甚至和他们闲聊时，我都不能说话。于是我就有意地躲在角落里，对某一个我在莫斯科时，让这种人舔一舔我皮鞋上的灰尘，让他摸一摸我的大衣边儿他都会欣喜若狂的狂妄而又愚蠢的牛皮大王低三下四地吹捧。我甚至强迫自己不要去想。这些，只能沉沦在讽刺讥大笑带来的苦涩里。唉，见鬼去吧！在孤独凄凉的境遇中，还谈什么讽刺呢？我就这样一混混了好几年，时至今日还这样混着。”他悲观无可奈何地说着，语气里满是消沉。

　　“这可有点儿太不像话了！”隔壁房间里的康塔格留欣尊敬的先生带着朦胧的睡意恼怒地说道，“是哪个蠢货在大半夜还絮叨个没完没了？”

　　我同房间的人立刻“哧溜”一下钻进了被窝，战战兢兢地伸出头来望着，并且在嘴边竖起一个指头来警告我不要说话了。

　　“嘘——嘘——”他低声地提醒我。接着，他向传来康塔格留欣声音的方向，毕恭毕敬地赔礼道歉：“明白了，明白了，真是对不起！”继而他又低声地说：“应该让他歇息了，他需要歇息，我们应该让他好好歇息一下。至少我们让他明天吃起东西来胃口还是那么好，我们没有理由打扰他。况且，我要说的似乎都说完了，您肯定也想歇息了，祝您晚安。”

　　他说完立刻转过脸去，把头埋在枕头里。 “请您告诉我，”我说，“您贵姓？”

　　他立刻抬起头来，快速地说：“不，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不要问我姓什么，也无须向别人去打听。让我成为您的记忆中一个永远不明白姓氏的倒霉蛋儿吧。”

　　“您只要明白我名字叫瓦希利·瓦希利耶维奇就好了。而且，我不是一个奇特的人，也就不配有一个奇特的姓氏。但是如果您肯定要给我一个什么称呼的话，那您就把我叫做——就把我叫做希格罗县的哈姆莱特吧。不管在哪个县，这样的哈姆莱特都许多。但是除了我，您可能还没有碰见过别的哈姆莱特。为此，只好请您原谅了。”说完他再次钻进羽绒被窝里。

　　翌日清晨，仆人把我唤醒的时候，已不见他的人影了。

　　18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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