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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怎么!”我紧握她的双手,像要把它们捏碎似的,“您让我痛苦了七年;如今却连几句安慰我的话都舍不得了……”

  “别为过去感到遗憾,”她劝我说。“啊,像你当初那副样子,要是我不为了咱俩运用理智和力量,我们早就完了。天哪,今天我们会落到什么地步?你也许会为我的冷酷和傲气受更多的苦;因为从我们结合的第一天起,你就必然冒犯我,而我为了惩罚你,就会要么离开你,要么自杀,要么杀死你——我们家的人好杀,这是童年时期养成的习惯。有一点可以肯定,你必然成为一个可僧的丈夫,使我由于你的无知而脸红;你想压制我,我们会彼此碰得头破血流。这又必然让我父亲失望,而你知道,我的父亲先于一切!要是我在世上独自一身,也许我会很轻率地拿自己的命运冒险,因为我的性格有点鲁莽;可我父亲应当幸福,保持安宁,受到敬重。他使我在不受束缚的快乐气氛中成长,为我终生祝福;如果我反而使他的晚年失去幸福,那我就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别以为我像神甫所说的那样高尚、有德行;我在爱,喏,就是这些;可我爱得有力,专一,持久。我为父亲牺牲了你,可怜的贝尔纳!要是我牺牲父亲,上天会诅咒我们的,如今我们已得到报偿,彼此都经受了考验,不可战胜。随着你在我眼中逐渐变得高大,我感到我能等待了,因为我要永生永世地爱你;我不用担心看到自己的激情在满足之前消失,只有弱者的感情才会这样。我们是两个特殊性格的人;我们需要英雄般的爱;不打破常规我们就难免一起毁灭。”

  30

  我们在爱德梅服丧期满后回到圣赛韦尔,我们的婚礼早已确定在这时举行。当我们离开这个使我们俩都深恶痛绝、苦不堪言的省份时,我们以为绝不会感到有回来的必要;然而,童年的回忆和家庭生活的联系是那么有力,即使置身在景色迷人、不可能勾起任何伤心事的地方,我们也很快怀念起我们凄凉、荒僻的瓦雷纳,为花园里那些老栎树叹息。我们怀着发自内心、甚至带有敬意的喜悦心情回来。爱德梅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园子采集美丽的花,跪着献在她父亲的坟上。我们吻着这块神圣的土地,发誓要不懈地努力,像他一样地光大门楣。他经常把这种抱负发展成弱点,但这是一种高贵的弱点,一种神圣的虚荣心。

  我们的婚礼在村子的小教堂内举行,喜庆限于家庭规模;除了阿瑟、神甫、马尔卡斯、帕希昂斯,没有任何外人参加我们简朴的喜宴。我们干吗要不相干的人来目睹我们的幸福呢?他们或许会以为,通过他们的大驾光临掩饰我们的家声之玷是给我们莫大的面子呢。我们在自己人中间已够幸福而快活的了。我们心中的情谊已达到饱和状态。我们的自尊心太强,不愿向任何人乞求友情;我们彼此已心满意足,没有更多的需求。帕希昂斯回到他的小屋中去了,他始终拒绝对自己朴素的隐居生活作任何改变,每周有几天继续尽他“大法官”和“财务官”的职责。马尔卡斯留在我身边直到故世,这发生在接近法国革命的末期;我但愿通过无私的友谊和亲密的交往,已尽我最大可能报答了他的思情。

  阿瑟为我们牺牲了他的一年光阴,下不了决心放弃对他祖国的爱,放弃以他的知识和劳动的成果报效祖国、对祖国的进步作出贡献的愿望。他返回费城;我鳏居之后,曾去那儿看望过他。

  我不给你们描绘我跟高尚而善良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如何幸福美满;这样的岁月是难以形容的。失去它们之后,如果不竭力避免多想,就会叫人痛不欲生。她给我生了六个孩子,其中四个还活在世上,全都安居乐业。我相信他们最终会抹去祖先身后留下的可悲的名声。我遵从爱德梅临终的嘱咐,为他们而活着。请允许我不给你们进一步讲述丧事。这一损失对我来说仅仅过去十年,如今我仍和当初一样感到痛心。我不寻求自慰,而是要力争使自己配得上她,在度过了考验期之后,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去跟我生活中神圣的伴侣会合。她是我终生惟一所爱的女子;从来没有别的女子吸引过我的目光,感受过我的搂抱。我生性如此;我爱什么,就永恒地爱,无论是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始终不渝。

  法国大革命的风暴没有摧毁我们的生命;革命唤起的激情也没有扰乱我们和谐的家庭生活。我们心甘情愿地将一大部分财产捐献给共和国,认为这是正当的牺牲。神甫被流血斗争吓怕了,当时代的需要超出他灵魂的力量时,他就偶尔放弃宗教信仰。他是家庭中的吉伦特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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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伦特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代表大中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党派。1792年8月执政后,反对革命深人发展,1793年6月巴黎人民起义时垮台。

  爱德梅同样十分敏感,却具有更大的勇气。她作为女人,又富有同情心,为所有党派的灾难深感痛苦。她为她时代的不幸而伤心;但她从未低估伟大而圣洁的狂热。她始终忠于她的绝对平等的学说。在山岳派的行动使神甫生气和灰心的时期,她慷慨地牺牲了自己的爱国热忱,体贴地从不在他面前提起某些会使他发抖的名字;她敬仰这些名字,信服的程度是我在别的女人身上从未见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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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岳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革命民主派,因坐于会议大厅的最高处得名。1792年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其著名领袖是罗伯斯比尔、丹东和马拉。

  至于我,可以说正是爱德梅教育了我。在我整个人生过程中,我完全信赖她的明智和公正。当我热情冲动,想扮演一个深孚众望的领袖角色时,她阻止我,提醒说我的名字会妨碍我对某个阶级的影响;他们不信任我,以为我想依靠他们恢复我的贵族地位。当敌人兵临法国城下时,她送我去以志愿兵身份服役;当共和国倾覆,军人生涯成为满足野心的手段时,她把我叫回来,说道:

  “今后别再离开我。”

  帕希昂斯在大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被一致推举为他区里的法官。他的廉正,他在城堡和茅屋之间不偏不倚的态度,他的坚定和智慧,在瓦雷纳留下不可磨灭的回忆。

  战争期间,我有机会救了德·拉马尔什先生的性命,帮他逃亡国外。

  以上,我想,莫普拉老人说,就是在我一生中爱德梅起了作用的全部事件,剩下的不值一提了。如果这个故事里有什么教益,那就好好利用吧,年轻人。你们要盼望有个坦率的劝告者,严厉的净友。别爱奉承你们的人,而要爱纠正你们缺点的人。别太相信颅相学;我有高度隆起的头盖骨所显示的杀人天性,就像爱德梅以幽默、伤感的语气经常说的,我们家的人“生来好杀”。别信奉宿命论,或者至少别劝任何人听天由命。这就是我的故事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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