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79)_蒲宁

七九

　　5-11

　　省里的大斋戒节到了。马车夫生意清淡，闲着无事，站在街角上挨冷，偶有路过的军官，便拚命向他挥手，划十字，怯生生地呼喊：“长官大人！坐快跑的车子吗？”寒鸦神经质地、兴奋地叫唤，预感到春天快要来临，可是乌鸦的聒絮，依然是生硬和刺耳。

　　我们是在晚上分别的，显得格外可怕。我半夜醒来，不禁气丧胆寒。现在怎么活得下去，又为什么要活下去呢？难道我就是这样，不知为什么要躺在这个毫无意义的夜的黑暗中，在一个居住着成千上万的陌生人的省城内，在这家客栈的房间里，它的狭窄的窗户通夜都象个瘦长的不会说话的灰色魔怪一样！现在全市只有阿维洛娃算是我的一个亲密的朋友了。不过，她真的和我亲密吗？这种亲密关系是虚假的、难处的……

　　现在我到编辑部上班去得迟了一些。阿维洛娃从接待室一看见我在前厅，就高兴地对我微笑。她又变得温柔可爱，不再讥笑我了。我现在常常看到她始终不渝地爱着我，时常惦着我，关心我。我经常同她一起度过夜晚，她长时间地为我弹琴，我半躺在沙发上听着，沉醉于音乐的幸福之中，同时爱的痛苦与宽恕一切的柔情始终在我心中猛烈击撞，泪水不时涌上眼眶，我老闭着眼睛，不让眼泪流出来。我每次走进接待室都要吻一吻她那结实的小手，再到编辑室去。社论作者坐在那儿抽烟，他是个愣头愣脑、爱沉思默想的人，是被流放到奥勒尔来的，受到警察当局的监视。他相貌相当奇特，蓄一把老百姓那样的大胡子，穿一件原色粗呢外衣，腰部打着皱褶，一双高统皮靴，擦了油，气味浓重，然而好闻。此外他是个左撇子，因为右臂半截没了，剩下的半截，藏在衣袖里，用它来按住桌子上的纸，用左手写字。他长时间地坐在那儿思索问题，一个劲地抽烟。突然间，他把纸按得紧紧的，开始奋笔疾书，动作遒劲有力，迅速敏捷，有如猴子一般。接着到的是一个短腿老头儿，一个外籍评论家，戴着一副令人惊奇的眼镜。他在前厅里脱去兔皮短上衣，摘下有护耳的芬兰帽子，只剩下一双小高统靴、一条小灯笼裤、一件腰间系皮带的法兰绒上衣，身体显得那么渺小，那么赢弱，好象只有十岁的光景。他一头厚密的灰白发十分可畏地向四面八方高高竖起，使他和豪猪相仿；他的那副令人惊奇的眼镜也显得十分可畏。他上班的时候，手里总是拎着两只盒子，一盒装着卷烟纸筒，一盒装着烟丝，并且时常一边工作，一边卷烟：习惯地一边瞧着一份首都报纸，一边抓一撮淡黄色烟丝塞进卷烟器里可以开合的黄铜管中，漫不经心地摸出纸筒，把卷烟器的栖顶在胸部柔和的短衫上，再把铜管插进纸筒中，一按，一支卷烟就轻巧地弹到桌子上。随后来的是拼版工人和校对员。拼版工人进来的神态安详，举止自如。他非常谦恭有礼，沉默寡言，胸有城府。他出奇的干瘦，一头茨冈人那样的黑发，橄榄青的面孔，小黑髭须，死人一般灰色的嘴唇。他的衣著一向极为整伤，干净新崭，黑裤子，蓝上衣，浆过的大领翻在上衣领外面。我有时在印刷厂里同他交谈几句，那时他就打破了自己的沉默，深色眼睛平静地凝视着我，象上了发条的话匣子一样滔滔不绝。他嗓门不高，总是诉说人间的不平——天下乌鸦一样黑。校对员时常来，经常是这不懂，那不明白，或者不满意他校对的那篇文章，时而要求作者解释，时而要求修改：“请原谅，这儿用词不太恰当。”他身体肥胖，举止笨拙，一头小卷发。好象总有点湿润润的；神经质和恐惧症害得他身躯怄搂，大家都看得出这是由于他酗酒过度所致。当他弯腰求人解释时，他屏住充满酒味的呼吸，用一只肿得发亮的手远远地、哆哆嗦嗦地指着他不明白或他认为不妥的地方。我坐在这个房间里，心不在焉地修改别人的手稿，常常茫然望着窗外思忖：我自己该写点什么，怎样写？

　　如今我又暗暗多了一个苦恼，一个伤心的“无法实现”的愿望。这时我重新开始写作，多半是写散文，并且重新开始发表作品。可是我考虑的不是我写作和发表的东西。我想写的完全不是我能写和正在写的，而是我写不出来的，这个愿望使我苦恼。把生活提供的素材组织成一种真正值得写的东西，这是多么难得的幸福，而且要付出多少精力啊！于是我的生活开始日益变成征服这“无法实现”的东西的新的斗争，变成对另一种同样是不可捉摸的幸福的寻求和捕捉，我对这种幸福念念不忘，朝思暮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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