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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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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巧。那是我在印度的时候。我当时患失眠症,刚好向一个我认识的老瑜伽教徒谈起;他说即刻给我治一下。他对我做的就是你看见我给格雷做的那一套;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几个月来都没有睡得这样好过。后来,时间当在一年以后,我和我的一个印度朋友爬喜马拉雅山;他把脚踝跌伤了。当地找不到医生,而他的脚痛得不可开交。我想到照老瑜伽教徒那样试一下,竟然奏效。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总之他完全不痛了。”拉里笑起来。“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比任何人都更加诧异。这里面实在一点神秘也没有;它只是把这种想法灌输到病人的头脑里。” “说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 “如果你的胳臂不由自主地从桌子上抬起来,你会诧异吗?” “当然非常诧异。” “它会的。当我们回到文明世界以后,我的印度朋友告诉人们,说我会这项本领,并且带领别的人来看我。我非常不愿意做,因为我还不完全懂得这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们坚决要我做。不知道什么道理,我总把他们治好了。我发现不但能止痛,而且能驱除恐惧。奇怪的是,许多人都患恐惧病。我说的恐惧并不是指怕被关闭起来或者怕站在高地方,而是怕死亡,或者更糟糕的,怕生命。他们往往看上去好像非常健康,生活富裕,一点心事也没有,然而却被恐惧折磨着。我有时觉得,这是人性中的最扰人意的一种心理倾向;有一个时候,甚至盘算这是不是植根于某种动物本能,是人类从那个第一次感到生命颤栗的原始物质继承下来的。” 我一面倾听着拉里,一面怀着期望,因为他很少讲话有这样长的。而且我察觉到这一次他总算愿意谈心了。也许我们刚才看的那出戏减轻了某种内心的压抑,那种明快的抑扬顿挫的节奏,正如音乐会引起的反应一样,克服了他的天生拘谨。忽然间,我感到自己的手有点不对劲。我对拉里刚才说的那个半开玩笑的问题一点没有在意。现在我觉得自己的手不再搁在台子上,而是不由自主地离开台面有一英寸光景。我吃了一惊,看看手时,发现它微微有点抖。我感到自己胳臂的神经有一种古怪的颤动,它震动了一下,手和小臂就自动地抬了起来,我老老实实,既不参与也不抵抗,直到它们离开桌子有好几英寸;接着,感到整个胳臂举过肩头。 “这很古怪,”我说。 拉里笑了。我稍微运用一点意志,手就落回到桌子上。 “这不稀罕,”他说。“别当它什么了不起。” “是不是你刚从印度回来跟我们谈到的那个瑜伽教徒教给你的?” “不是的,他对这类事情很不耐烦。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自己具有某些瑜伽教徒自命具有的能力,但是,他认为运用这些能力是幼稚无聊的。” 我们要的火腿蛋来了。两人吃得津津有味,喝喝啤酒,谁都没有说话。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我则在想着他。吃完之后,我燃起一支纸烟,拉里点上他的烟斗。 “你去印度首先是为了什么?”我蓦然问他。 “碰巧。至少当时是认为如此。现在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这是我在欧洲待了多年的必然结果。差不多所有对我影响最大的人都好像是偶然的遇合,然而,回想起来却像是非碰上他们不可似的。那就像是他们全在那里等待我在需要时找上他们。我去印度是想休息一下,因为工作得太累了,还想把思想清理清理。我找到一个水手的工作,就在那种周游世界的旅游船上。船正开往东方,并且要通过巴拿马运河到纽约。我已经有五年不回美国,很想家。人情绪低落。你知道我们好多年前在芝加哥初次见面时,我是多么的无知。我在欧洲读了许许多多的书,见识了不少事情,但是,比我开始着手寻找我要追求的东西时好不了多少。” 我想问他追求的什么,但是,感到他会笑笑,耸耸肩膀,说这事不值得一谈。 “可是,你为什么要去当一名水手呢?你又不是没有钱,”我换了个题目问他。 “我要体验一下。只要我精神上到了饱和点,只要我把暂时能吸收的全都吸收了,我发现做做水手之类的事情有好处。那年冬天,我和伊莎贝儿解除婚约之后,我就在朗斯附近的煤矿做了六个月的工。” 就在这时,他叙述了我在前面讲的他那些遭遇。 “伊莎贝儿把你扔掉时,你难过吗?” 在回答我以前,他有这么半晌眼睛盯着我看,一双深得很特别的眼睛这时好像不向外看,而是在向内看。 “是的。我那时年纪轻,已经打定主意要结婚,并且安排好我们的生活打算。我指望可以生活得很美满。”他淡淡一笑。“但是,结婚要有两个人才行,正如吵架要有两个人才吵得起来一样。我从没有想到,我给伊莎贝儿安排的那种生活使她大失所望。我如果懂得一点人情世故的话,绝不会向她提出来。她太年轻,太热爱生活了。我不怪她。但是我没法妥协。” 读者现在可能想起,自从他和农场主的寡媳发生了那次荒唐的关系并且逃出农场之后,他是去波昂的。我急于想听他继续讲下去,但是,知道我必须当心,不要问些不必要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到过波昂,”我说。“小时候在海德尔堡上过一个时期的学。那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期,我觉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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