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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他把手伸出来,我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钞票给他。两个人回家睡觉。我劳累了一整天,睡得像猪一样。”

  “你可觉得煤矿的活不好干吗?”我问拉里。

  “开头让人做地腰酸背痛,”他咧开嘴笑了一下。“考斯第和工头一起做工作,我当考斯第的助手。那时候,考斯第做工作的地方只有旅馆浴室那样大小,而且进去时要通过一条很低的隧道,只能手足齐用爬进去。里面热得像火炉,我们做工作时只穿一条裤子。考斯第那个又胖又白的上半身看了叫人极其厌恶,就像只无大不大的蜒蚰。在那么狭窄的一点地方,气刀的声音吵得人耳朵都聋了。我的工作是把他劈下来的煤块装满一篮子,再把篮子拖到隧道口,等地下煤车隔段时间开来时,把它装上,煤车再开到电梯那边。这是我平生碰到的唯一的一个煤矿,所以不知道一般的做法是不是都是如此。这好像是很起码的操作法,可是这工作却他妈的非常吃力。做了半个工的时候,我们坐下来休息,吃午饭,抽烟。做完一天之后,我并不难受,而且洗个澡真是开心。我当作我的脚永远不会干净似的,黑得就像墨水。当然我的手划破了,而且酸痛得厉害,但是长好了。我对工作慢慢习惯起来。”

  “你坚持了多久呢?”

  “这个工作我只做了几个星期。那些把煤装到电梯那边的煤车,是用一辆拖拉机拖的,司机不大懂机器,引擎经常出毛病。有一次他没法子开动车子,而且好像想不出一点办法。我相当会修机器,所以把机器检查一下,半小时之内,就把车子修好了。工头告诉了经理,经理把我找了去,问我可懂得开车子。结果他就叫我担任司机;当然工作是单调的,但是轻松,而且由于引擎没有再出什么毛病,他们对我都很喜欢。

  “考斯第对我离开他恨得要死。他和我很配合,而且跟我搞习惯了。我同他成天一起工作,吃完晚饭一起上小酒店,睡一个房间,当然和他熟悉。他是个怪家伙。这种人你一定会喜欢。他不跟波兰人来往,波兰人去的咖啡馆我们也不去。他总忘记不了自己是贵族,而且当过骑兵军官,所以,他把那些波兰人都看成狗屎。波兰人当然恨他,但是,一点没有办法;他壮得就像条公牛,打起架来,不管有刀子没有刀子,五六个人一齐上也胜不了他。可是,我照样认识了几个波兰人;他们告诉我,他在一个漂亮的骑兵分队里当过军官是真的,但是,为了政治原因离开波兰,则是说谎。他是因为打牌作弊,被人捉住,从华沙军官俱乐部里被赶出来,并且解职的。他们叮咛我不要跟他打牌;说他碰见他们都有点怯,因为他们太熟悉他的底子。谁都不肯跟他打牌。

  “我打牌一直输给他,你知道,不过输得不多,只有几个法郎,而且他赢了以后,总要争着会酒账,所以实在算不了什么。我认为,自己只是运气不好,或者牌打得没有他好的缘故。可是,在那些人告诉我之后,我的眼睛就留神起来,而且百分之百肯定他在作弊,可是,你知道,我怎么也看不出他是怎样作弊的。哎,他真是聪明。我知道他根本不可能永远拿到好牌。我就像个山猫盯着他看。他就像狐狸一样狡猾,而且我猜想,他已经看出我对他提防起来。有一天晚上,我们玩了一会牌之后,他带着相当残酷而讽刺的微笑——这是他懂得的唯一笑法——望着我说:

  “‘要不要我变两个戏法给你看?’

  “他把纸牌拿过去,叫我说一张牌,然后洗了牌,叫我随便取一张;我取了一张看时,就是我说的那一张。他又变了两个戏法,然后问我打不打扑克。我说会打,他就发给我几张牌。我一看,手里的牌是四个A一个K。

  “‘你拿到这副牌总会押上很多的钱吧,是不是?’他问我。

  “‘我会把所有的钱都押上去,’我答。

  “‘傻瓜。’他把自己手里的牌摊给我看,是同花顺子。他是怎么搞的,我不知道。他看到我大为惊讶,哈哈大笑。‘我假如不是个规矩人,我就会使你到现在连老婆都输掉。’

  “‘现在你也没有吃亏,’我笑着说。

  “‘小意思。连在拉吕吃顿晚饭都不够。’

  “我们每晚仍继续打牌,而且打得很高兴。我得到的结论是,他作弊与其说是为了钱,还不如说是为了寻乐子。他对自己能够愚弄我感到一种异样的满足,而且我觉得,他发现我明知道他在作弊却看不出他是怎样作的,感到好笑之至。

  “可是,这只是他的一方面,而使我感觉兴趣的却是他的另一方面。我简直无法把这两方面调和起来。虽则他自夸除掉报纸和侦探小说以外,什么都不看,但他实在是个有文化的人。人很健谈,谈起话来刻薄、严峻、讥诮,但是,听他谈话,常使人笑不可抑。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床头挂一个十字架,星期天经常去做弥撒。星期六晚上总要喝醉酒。我们去的那家小酒店,星期六总是挨挨挤挤的人,室内烟雾弥漫。有的是带了家人来的沉静的中年矿工,有的是成群结队的吵吵闹闹的年轻人,有的汗污满面围着桌子一面打比陆,一面大声叫唤,他们的老婆则坐得稍后一点看着。这些人和这些声音对考斯第产生一种古怪的影响;他会变得严肃并且谈起神秘主义来——在许多你想象不到的问题中间,偏偏会谈这个。我当时对神秘主义毫无所知,只是在巴黎读过一篇梅特林克论鲁斯布鲁克的文章。可是,考斯第却谈到柏鲁丁诺〔注:二世纪,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雅典最高法院法官德尼、鞋匠约考白·波伊姆〔注:十七世纪,波兰神秘主义者。〕和梅斯特·艾克哈特〔注:十四世纪,德国神秘主义者。〕。听这样一个被自己的世界开除出来的大块头和游民,带着讽刺、怨恨和绝望的口气谈万物的本性,谈与上帝结合后的极乐境界,简直是匪夷所思。这些我都从来没有听过,弄得我又莫名其妙,又兴奋。我就像一个躺在黑房间里但是醒在床上的人,忽然看见窗帘上透进一道光线,心里知道只要拉开窗帘,眼前就会展开一片晨光朗照的原野似的。可是,在他清醒的时候,我想要逗他谈谈这个问题,他就会对我大发脾气,恶狠狠地望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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