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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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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并不使我懊悔没有留在船上而跑到检疫所里来。我就象个新的鲁滨逊,开始安排我的生活,准备去度过我那二十一天,就和要在那里度过终身一样。我首先以捉虱子来消遣,这些虱子都是从船上带来的。我把浑身的衣服里里外外换了一遍又一遍,身上一个虱子也没有了,我就着手布置我选定的那个房间。我拿我的上装和衬衫做成一床床垫,又拿几条大毛巾缝在一起做褥单,拿睡衣做盖被,把大衣卷起来当枕头。我把一口箱子平放当坐凳,另一口箱子立起来当桌子。我把纸张和文具盒拿出来,把带来的十几本书排成个小书架的样子。总之,我把环境安排得这么舒适,除了没有窗户窗帘以外,我在这座绝对空无一物的检疫所里,几乎和我住在维尔德莱路的网球场一样方便。我的饭食送得大有气派,两个掷弹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枪,护送着我的饭食;楼梯就是我的餐厅,梯口平台就是我的餐桌,平台下的梯级就是我的座椅;饭一摆好,送饭的人临去时把铃一摇,这就是请我入席。在两顿饭之间,当我不看书写字,或者不布置房间的时候,就到新教徒公墓去散步,这就是我的庭院;我在那里爬上一个面对海港的墓灯台,眺望港口的船舶进出。我就这样过了十四天,如果没有法国大使戎维尔先生的话,我会在那里把整整二十一天都呆完而不会感到一刻厌烦的。可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封抹了醋、涂了香料、并且熏得半焦的消了毒的信,结果我的居留期缩短了八天:我这八天是在他家度过的,在他家,我承认,又比在检疫所要舒服一些。他十分厚待我。他的秘书杜邦也是个好小伙子,带我在热那亚城里和乡下跑了好几家,玩得相当痛快,因此我跟他结识上了,并且后来还时常通信,一直继续了很久。我横贯伦巴第继续我的行程,一路上都很愉快。我经过米兰、维罗纳、布里西亚、帕多瓦,最后到了威尼斯,大使先生可真等急了。 我的面前是一大堆公文,有朝廷发来的,也有别的大使馆发来的,凡是使用密码的他都看不懂,虽然译这些公文的密码本地都有。我从来没有在机关里办过公,平生又没见过使节的密码本,所以先以为办起来会很棘手。但是后来我发现再简单不过了,不到一星期就把密函全部译了出来,这些函件实在都是值不得使用密码的,因为,除了驻威尼斯的大使始终是个闲职外,象蒙太居这样的人,别人连最小的交涉也不愿意托他去办的。他在我到达之前简直是束手无策,因为他既不会口授文件,自己又写不通,所以我对他非常得力。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因此待我很好。他待我好还有一个原因,自从他的前任弗鲁莱先生因神经失常而离职后,就由法国领事勒·布隆先生代办馆务,而蒙太居先生到了之后,他还继续代办,直到新任熟悉馆务为止。蒙太居先生尽管自己不会办事,却忌妒别人代办,因而就讨厌这位领事。等我一到,他就从他手里把大使馆秘书的职务拿过来交给我了。职务与名义是分不开的,他就叫我顶着这个名义。我在他身边的时期,他一直是让我以这个名义去和参议院及该院的外交官员打交道的。说到底,他不愿要一个领事或朝廷派来的人当大使馆的秘书,宁愿要一个自己的人来当,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使得我的处境相当惬意,并且防止了他的那些意大利随员、侍从以及他的大部分职员在大使馆里跟我争雄竞长。我也很成功地利用了我的权威来维持大使的特权,也就是说,好几次有人想侵犯使馆区,都被我阻止了,而这种侵犯,他那些威尼斯籍的官员是无意阻止的。但是,另一方面虽然包庇匪徒有利可图,而大使阁下也并非不屑坐地分赃,我却从来不容许有匪徒到大使馆来避难。 大使阁下连秘书处的一般称为办公费的那笔特殊收益,都好意思要求分享一份。当时正值战争时期,免不了要签发些护照。每份护照都由秘书办理和副署,并要给秘书一西昆。所有我的前任秘书每签一份护照就要一西昆,不管领取人是法国人还是非法国人。我觉得这种惯例不公道,于是,我虽然不是法国人,却为法国人废除了这笔护照费。但是,只要不是法国人,我就非要不可,并且严格到这般地步,例如:西班牙王后的宠臣的哥哥斯考蒂侯爵派人向我要了一份护照,没有把一西昆的护照费送来,我就派人向他索取。对于我这个大胆的做法,那个好报复的意大利人一直没有忘怀。大家知道了我在护照税方面的这一改革,要护照的人就全都前来冒充法国人了。他们讲的是极难听的南腔北调,有的说是普罗旺斯人,有的说是底卡底人,有的说是勃艮第人。我的耳朵相当灵,绝不受骗,我不相信能有一个意大利人会骗去我的西昆,能有一个法国人会误付。蒙太居先生本来是什么也不知道的,我竟然那么蠢,把我所进行的改革告诉他了。一听到西昆这个字,他的耳朵就坚了起来。他对法国人免收护照费一事并不表示任何意见,而对于非法国人缴纳的护照费却要我和他均分,同时许给我一些对等的好处。我倒不是为我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而生气,看到他这样卑鄙,我愤慨极了,干脆拒绝了他的建议。他还坚持,我就火起来了。“不能,先生,”我气呼呼地对他说,“请阁下把属于阁下的利益留下,而把属于我的留给我;我永远也不会让给你一文钱。”他看磋商毫无所得,便采取另一个办法,不识羞耻地对我说,既然我有了办公费的收入,办公室的开支就天公地道地该我负担了。我不愿在这一点上斤斤计较,从此墨水、纸张、火漆、蜡烛、丝绳,甚至我叫人另刻的印信,都是我掏腰包,他从来没有偿还过半文钱。然而我还是把护照费的收入分一小部分给了比尼斯神父,因为他是个老实的青年,从来不想到要这一类的钱。他对我既然很殷勤,我对他也就同样很客气,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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