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弥儿(127)_卢梭

一二七

　　我们可以在风尚不良的地方学会怎样运用我们的思想，但是我们决不能同那些已经沾染了不良风尚的人抱同样的看法；不过，如果我们长期同那些人在一起的话，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应当借他们的思想来改进我们作判断的时候所使用的工具，只不过是要避免他们那种用法罢了。我将十分注意地培养爱弥儿的判断力，以免使它受到败坏；当他的眼力已经是相当的敏锐，能够认识和比较人们的种种爱好的时候，我将引导他把他的审美力集中地用来鉴赏那些比较单纯的事物。

　　为了保存他健康的和纯洁的审美力，我还要由浅处着手慢慢地循序进行。在这乱糟糟的放荡的人群中，我要找机会同他进行有益的谈话；而我所谈的，始终是他感到喜欢的事情，我要很留心地使我所讲的话既有趣味也有教育的意义。现在是阅读有趣的书籍的时候了，现在是教他分析语句和欣赏口才和措辞的美的时候了。为说话而学说话，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说话的用处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大，但是，对说话的方法进行研究，就必然会进而研究一般的文法。要学好法文，就必须学好拉丁文；必须研究这两种语言，并且把它们互相加以比较，才能很好地懂得说话的艺术的规律。

　　此外，还有一种十分朴实的说话的方法是很能打动人心的，这种朴实的方法现在只有在古人的著作中才能找到了。爱弥儿发现，古人的辩辞、诗歌和各种各样的文学著作，也象他们的史书一样，既富于内容，而且还慎于下论断。反之，我们当代的著述家做起文章来，话是说了一大堆，但内容却很少。一再把他们的论断当作法律似地硬要我们接受，这不是培养我们自己下论断的办法。在所有的纪念碑上，甚至在墓碑上，就可以看得出这两种风格的不同。在我们的墓碑上写满了一大篇歌颂之辞，而在古人的墓碑上，是只谈事迹的：

　　过客啊，请停下来追思这位英雄。

　　当我在一个古代的墓碑上看到这个墓志铭的时候，我也许起先会把它当作是当代的人写的，因为在我们这个时候，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英雄更多的了，而在古人当中，英雄是很少的。他们不说一个人是英雄，他们只说明他做了些什么事情而成为这样一个人的。同上面那个英雄的墓碑相比，我们且看一看懦弱的萨德纳佩路斯的墓碑：

　　余以一日之功而建塔尔斯与昂其耳二城，而今余身故矣。

　　据你看，哪一个墓碑的意味深长？我们的碑文，尽管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堆，其实是只适宜于用来吹捧小人的。古代的人是按照人的本来的面目来描写他们的，因此可以看得出他们确实是人。色诺芬在追忆万人大撤退中被奸细出卖而牺牲的几个战士时，称赞他们说：“他们死了，但在战争和友爱中没有留下任何的污点。”这就是他所说的话。不过，请你想一想，在如此简短的一句赞辞中，作者的心中是充满了什么感情。谁要是看不出它的美来，谁就太可怜了！

　　在赛莫庇勒的一个石碑上刻着这么一句话：

　　过客啊，去告诉斯巴达人，我们是遵照他的神圣的法令而在此长眠的。

　　一眼就可以看出，这句话不是出自研究碑文的学者之手的。

　　我的学生虽然把怎样措辞说话看成是一件不足轻重的事情，但如果他不一下子就注意到这些差别，如果这些差别对他选择读物不发生影响，那也表明我在这里的作法错了。当他被狄摩西尼的雄辩迷着了的时候，他一定会说“这个人是一个演说家”；而在读西塞罗的著作时，他又会说“这个人是一个律师”。

　　一般地说，爱弥儿是更喜欢读古人的著作而不喜欢读我们今人的著作的，唯一的原因是：古代的人既生得早，因而更接近于自然，他们的天才更为优异。不管拉·莫特和特拉松神父怎样说，人类的理性是没有取得什么真正的进步的，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有所得，在另一方面便有所失；所有的人的心都是从同一点出发的，我们花时间去学别人的思想，就没有时间锻炼自己的思想，结果，学到的知识固然是多，但培养的智力却少。同我们的胳臂一样，我们的头脑也习惯于事事都要使用工具，而不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了。封特讷耳说，所有一切关于古人和今人的争论，归纳起来不过是：从前的树木是不是比现在的树木长得更高大。如果农耕这件事有了变化的话，提一提这个问题也不能说不对。

　　我使爱弥儿追溯了纯文学的来源之后，还要告诉他现代的编纂者们是通过哪些途径而储蓄其知识的；报刊、翻译作品、字典，所有这些他都要瞧一下，然后就把它们束之高阁。为了使他快乐一下，我也让他到学院中去听学人们如何夸夸其谈地瞎说一通；我将使他看出：他们当中每一个人如果都自己单独研究的话，其作用是比同大伙儿一起研究更好一些的；我让他自己根据以上几点，对所有那些堂皇的机关的用处得出一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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