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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


  即使爸爸碰巧遇上了一位负责官员,他没有必要的文件,又能处理什么问题呢,也决不能在大路上处理啊;他不能赦免什么,他只能公事公办,干脆把它交给有关部门去处理,这对爸爸来说,早已完全失败啦。爸爸想到坚持这样一个主意,他该落进一个多么尴尬的境地啊!要是连这样的做法也能有一丝取得成功的希望的话,那么,那条路上就会塞满请求的人了;可是因为连三岁孩子也明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这条路上一个人影儿也没有。

  可是也许就连这一点也支持了爸爸的希望,他从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一些东西来支持他的希望。他迫切需要这种能支持他的希望的东西,对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来说,根本不会有这样离奇的想法,只要从表面的迹象看一下,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官员们下乡来或者回城堡去,都不是为了玩儿,而是因为村子里或者城堡里有事等着他们去办,所以他们来去匆匆。望着车窗外面寻找请愿人,对于他们来说,多半是没有这回事的,因为车厢里塞满了文件,他们在路上还得批阅文件哩。”

  “可是,”K说,“我在一位官员的雪橇里看过,车厢里没有什么文件,”奥尔珈讲的故事,给他打开了这样一个巨大而几乎教人无法相信的天地,使得他忍不住想把自己那些微小的经验跟它联系在一起,同样也为了说服自己相信这个故事跟自己的经验一样真实。

  “这是可能的,”奥尔珈说,“可是在那种情况下,那就更不利,因为这说明那位官员的公务是多么重要,他的文件大珍贵了,也太多了,所以不能随身携带,那些官员一定都是马不停蹄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谁也不可能腾出时间来接见爸爸。况且,到城堡去的大路有好几条呢。有时大家走惯了这一条路,许多马车就都打这儿过,一会儿又喜欢走另外一条,各式各样的车辆又乱哄哄地在那儿来往奔驰。究竟怎样去掌握路线的变化规律,人们从来都不知道。早上八点钟,车辆可能都在另一条路上,十分钟以后也许就转到第三条路,半个钟头以后又可能回到第一条路上去了,此后一整天它们可能就一直走这条路,可是每一分钟都有变换的可能。

  当然,这些大路都是在村边会合的,那时所有的车辆都像发疯似地你追我赶,等渐渐逼近城堡的时候,速度就不那么快了。车辆来往的数量也多寡不同,数量的悬殊就跟道路的选择一样不可理解。常常一连几天看不见一辆马车,而在其他的日子里又往往拥挤不堪。现在就请你根据这些情况再想想爸爸吧。他穿了一套最好的衣服,不久这就成了他惟一的一套衣服了,每天早晨,他带着我们良好的祝愿从家里出去。他把救火会的小徽章带在身边(其实他已经没有资格佩带这枚徽章了),一走出村子就把它别在上衣上,因为在村子里他怕给人看见,尽管徽章小得两步以外就几乎看不见,可是爸爸却坚决认为正是这枚徽章才能吸引过往官员的注意。距离城堡入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菜园市场,业主名叫波尔图赫,他的蔬菜专门供应城堡,爸爸就守在菜园围篱下面的一块狭长的石条上。

  波尔图赫并不反对,因为他跟爸爸一向感情很好,也是爸爸最忠实的一个顾客——你知道,他有一只脚是破的,他认为只有爸爸做的靴子才适合他那只跛脚。唔,爸爸就一天又一天地坐在那儿,那是一个常有暴风雨的潮湿的秋天,可是天气是好是坏他根本不在乎。每天早晨到了规定时间,他便一面把手搭在门栓上,一面跟我们挥手告别,傍晚又浑身湿淋淋地回到家里来,背也似乎一天比一天更驼了,一回到家就倒在屋子的角落里。开头他还经常告诉我们,他在这一天遭遇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经历,像波尔图赫怎样出于同情和往日的交情,从围篱那边给他扔过来一条毯子啦,或者从一辆马车里他认出了这个和那个官员啦,或者这个和那个车夫又认出了他,开玩笑地用马鞭在他身上轻轻打了一下啦。

  可是后来他不再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了,显然他放弃了打算在那儿得到什么收获的希望了,他只是把它看作是他的责任,一件枯燥无味的差事,才跑到那儿去呆上一整天的。他的风湿痛就是打那时候开始的,冬天到了,很早就下着雪,我们这儿冬天开始得很早;呶,他就这样坐在那儿,有时坐在湿漉漉的石头上,有时就坐在雪地里。

  晚上他疼得直哼哼,到了早晨,他好多次拿不定主意到底去还是不去,可总还是克服了厌倦的心情出门去了。妈妈守着他不让他去,他也显然担心自己的手脚不听使唤,所以答应她陪他一起去,这样,妈妈也患上风湿痛了。我们常常跑到他们那儿,给他们带吃食去,或者只是去看看他们,或者劝他们回家;我们常常看见他们蜷在一起,坐在他们那个狭小的坐位上相互偎依着,在一条薄薄的和盖不周全的毯子下面缩成一团,周围除了一片灰蒙蒙的白雪和雾气以外,什么也没有,有时一连几天,远近看不见一个人影儿或是一辆马车;就是这么一幅景象,K,这么一幅景象真够瞧的!直等到一天早晨,爸爸那双直僵僵的腿怎样也下不了床了,我们谁都没法安慰他,他迷迷糊糊地觉得,就在这当儿,他看见一个官员在波尔图赫家附近停下马车,沿着围篱在到处找他,接着摇了一摇头,怒气冲冲地爬进了马车。

  对这番情景,爸爸大声尖叫了起来,他这一声高喊似乎是要让那位官员在远处听见他的声音,以便向官员解释他是万不得已才缺席的。从此,他就长期缺席了,再没有回到那儿去,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起床。阿玛丽亚便把喂食、看护和治疗的责任都担负起来,凡是他所需要的事情她都干,除了偶尔中断过几次以外,她一直干到今天。她懂得怎样去采集给他解痛的药草,她几乎可以不需要睡觉,她从来不会惊惶失措,也从不害怕或烦躁,为着两位老人家,她什么事情都干;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当我们一筹莫展、心里不安地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她还是镇静自若,不动声色。当最险恶的处境过去了,爸爸在我们扶持之下,又能小心翼翼地挣扎着起床了,这时候,阿玛丽亚就重新退到幕后去,把他交给我们来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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