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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旅馆经理也不比别人好过。起初,旅客们国封城不能离去,只好留在旅馆里。但是慢慢地,由于瘟疫持续不断,许多旅客宁可搬到朋友家去住了。过去因有瘟疫而使旅馆房间客满,后来又因同样理由使房间从此空关着,因为再也没有新的旅客到城里来了。塔鲁是余下的仅有几个房客之一,经理从不放过机会向他表示,如果他不是出于想讨好最后一些顾客这样的动机,他的旅馆早已关门大吉了。他还常常要塔鲁估计瘟疫大概还要拖延多久,塔鲁说:“据说寒冷会止住这种疫病的。”经理跳了起来:“此地没有真正的冷天的,先生,即使有也还得要好几个月……”他还肯定地说,瘟疫结束后也还得过很长的时间,旅客才会光顾这个城市。这次鼠疫摧毁了旅游业。

  在饭馆里暂时不见的猫头鹰奥东先生再次露面了,但只跟着他那两条训练有素的小狗。据了解,他的妻子曾照料过她自己的母亲,接着又参加了她的葬礼,她本人目前正处于检疫隔离期中。

  “这种做法,我不赞成,”经理说,“隔离也罢,不隔离也罢,她当然是可疑的,可是这一家的人也免不了。”

  塔鲁告诉他,要是从这个观点来看,谁都值得怀疑。但是经理却是斩钉截铁,在这问题上毫不动摇:

  “不,先生,您和我都不可疑,而他们却是的。”

  但是奥东先生一点也没有因此改样,这一次,瘟神在他身上算是白费了力气。他以同样的方式走进餐厅,比他的孩子先一步坐下,还是以高雅而又带有恶意的老一套对他们说话。只是那男孩变了样子,像姐姐一样穿了一身黑衣服,有些佝偻着身子,活像他父亲的缩小了的影子。巡夜的老头不喜欢奥东先生,他对塔鲁说:

  “啊!那个人,他可以穿得整整齐齐地送命去,像这个样子,也用不着殡仪馆化妆,直接去好了。”

  帕纳卢的布道,塔鲁也写到了,但附有如下的评论:“我理解这种给人好感的热情。在灾难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人们总要讲些漂亮话。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尚未消失。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又已恢复了。只是在灾难真正临头的时刻人们才习惯于现实。也就是说:习惯于沉默。等着瞧吧。”

  塔鲁最后写到他曾与里厄医生有过一次长谈,他只提到这次谈话很投机,还顺便说起里厄老太太一双明亮的栗色的眼睛。他奇怪地断言,对他来说,饱含善意的眼光总是要比鼠疫有力量得多。他最后花了相当长的篇幅叙述那位受到里厄治疗的老气喘病患者。

  他同医生晤谈后就一起去看这个病人。老头儿以嘲弄的口吻搓着手接待塔鲁。他坐在床上,背靠着枕头,面前放着两只盛着鹰嘴豆的锅子,他看到了塔鲁就说:“啊,又来一个。现在是颠倒的世界,医生比病人多。人死得太快些了,对吗?神甫的话没错,这是罪有应得哪!”第二天,塔鲁事先不通知就又走来了。

  根据他的笔记的叙述,老气喘病人本是开针线铺的,到了五十岁时,他认为这行业于得差不多了,从此一躺下就没有再起来过,尽管站着对他的气喘病更合适。他有一笔数目微小的年金使他能活到七十五岁,而且活得相当轻松。他看到表就觉得讨厌,整个屋子里确实连一只表也没有。他说:“搞一个表既花钱又愚蠢。”他的时间,特别是他所唯一关心的吃饭时间是用他那两只锅子来计算的,其中一只在他睡醒的时候盛满了鹰嘴豆,他以小心翼翼的和时间均匀的动作把它们一粒粒装人另一只锅子,就这样通过一天要装满多少锅的方法找到了计时的标准。“每十五锅,”他说,“就得吃饭了,这很简单。”

  据他妻子说,他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表现出他将来一生命运的某些征兆。他从不对任何东西发生兴趣:工作。朋友、咖啡馆、音乐、女人、逛马路,他都不感兴趣。他从不出城,只有一次为了家庭事务不得不到阿尔及尔去,但他在离奥兰最近的一个车站就停了下来,不可能再走得更远了,于是他搭上第一列开来的火车又回家了。

  塔鲁对他那离群索居的生活表示惊讶,老头儿的解释大致是:根据宗教的说法,人的上半生是走上坡路,下半生是走下坡路,在走下坡路时日子已不是由他主宰的了,它们随时可以被夺走,而他在这些日子里根本无事可做,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去管它。再说,他也不怕矛盾百出,因为他后来又告诉塔鲁说,天主肯定不存在,因为天主存在的话,神甫们就没有用处了。接下去又听了他一番议论后,塔鲁懂得了,这种哲理原来同教堂频繁地向他募捐引起他的不满是有紧密联系的。有关这位老人的形象的最后一点却似乎意义深长:他一再向他的对话者表示他的一个愿望,那就是他希望死得越晚越好。

  “这是个圣人吗?”塔鲁问自己。他又回答自己说:“不错,假如圣德是全部习惯的总和。”

  塔鲁同时把疫城中度过的一天作了一番详细的描述,借此可以使人对这个城里的人今夏的工作和生活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他说:“除了醉汉外没有一个人在笑,而这些醉汉也笑得太过分了。”接着他开始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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