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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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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塔鲁记载的数字是正确的。里厄医生也掌握了一些情况。看门人的尸体运走后,他曾打电话给里夏尔,询问关于腹股沟淋巴结炎的情况。 “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懂,”里夏尔说,“两人丧命,一个是两天,另一个是三天内死去的。那天早晨,我离开后者的时候,他的病情从各方面看来似乎都已好转。” “如有别的病例,请通知我,”里厄说。 他又问了几个医生。调查结果是在几天里同样的病例有二十来起,几乎都是致命的。于是他向奥兰医师公会主席里夏尔提出要求:把新发现的病人隔离开来。 “我可办不到,”里夏尔说,“这应由省政府采取措施。再说,谁告诉您这有传染危险的?” “没人跟我说过,可是这些症状是令人担忧的。” 然而里夏尔认为他自己“没有权”办这件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省长汇报。 正在谈论时,天气却变坏了。在看门人死后的第二天,大雾漫天。骤急的倾盆大雨冲击全市;骤雨后就是暴热。海水失去了它的深蓝色,在雾天之下,只见一片银灰色的刺眼的反光。这又热又潮湿的春天还不如夏天的盛暑舒服。在这座像蜗牛那样隆起在高原上的几乎全面背海的城市里,笼罩着一片忧郁阴沉的气氛。在这些粗涂灰泥的长墙之间,两旁尽是积满尘垢的玻璃橱窗的街道中,以及肮脏发黄的电车里,到处都觉得有点被天气困住似的。只有里厄的那个年老病人哮喘没有发作,因而感到这种天气是一种享受。 “热得难熬,”他说,“但这对支气管倒挺不错。” 热得的确难熬,其程度正如发烧一样。整个城市在发烧,这至少是里厄医生当时的印象。那天早上他去费代尔布街,参加科塔尔自杀未遂事件的调查。但是他觉得自己这种感觉毫无根据。所以产生这种印象,他认为原因在于焦躁的情绪和大量的心事在纠缠着他,因此他觉得必须快点使自己的头脑镇定下来。 他抵达那儿的时候,警官还没有到。格朗在楼梯口等着,他们决定先到格朗家去,把门开着。这位市府职员住两间房,陈设很简单。令人注目的只有一只白本书架,上面放着两三本字典,还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虽已拭去一半但还能认得出来的“植花的小径”等字样。据格朗说,科塔尔昨晚睡得很好。但早上醒来,头部痛得不能动弹。格朗显得疲倦和心烦,不住在房里踱来踱去,把桌上一只装满稿纸的大文件夹,打开了又合起来。 他告诉医生,他对科塔尔不太熟悉,只是认为他有点小积蓄。科塔尔是个古怪的人。他们之间长时期来只有楼梯上相遇时打个招呼的关系。 “我只跟他谈过两次话。几天以前,我在楼梯口打翻了一盒带回家来的粉笔,有红色的也有蓝色的。这时,科塔尔走到楼梯口,帮我拾起来。他还问我,要这些不同颜色的粉笔作什么用。” 格朗于是向他解释:他想重新学点拉丁文。自从离开中学后,他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 “对呀!”他对医生说,“有人向我保证:这对更好地掌握法语的词义是有益的。” 他就把拉丁文的单词写在黑板上,用蓝粉笔再抄一遍词尾的变化——性、数、格的变化和变位,又用红粉笔抄写那不变的部分。 “我不知道科塔尔是否懂得,但是他对这表示感兴趣,并向我要了一支红粉笔。我当时感到有点奇怪,但这毕竟……当然我没想到他会用它来完成他的计划。” 里厄正在问他第二次谈话的内容是什么,但是警官带着秘书来到了。他首先要听听格朗的陈述。医生发觉格朗在谈到科塔尔时,总是称他为“绝望者”。他甚至一度用上“致命的决定”这种词儿。他们讨论了自杀的原因,格朗却显得咬文嚼字。最后大家同意选用“内心痛苦”一词。警官问从科塔尔的态度上是否事先一点也看不出他的所谓“决定”。 “昨天他来敲我的门,”格朗说,“问我要火柴。我就把自己的一盒给了他。他一边表示歉意,一边对我说邻居之间……然后他向我保证一定把火柴还来。我叫他留着。” 警官又问这位职员,科塔尔有没有异常的表现。 “我觉得他奇怪的地方,就是他好像要跟我谈话。但是我正有事。” 格朗转向里厄,有点尴尬地说下去: “一件私人的事情。” 警官于是要去看看病人。但是里厄认为最好让科塔尔在访问前有个准备。当里厄走进科塔尔的房间时,他只穿了一件灰色法兰绒衣服,在床上竖起身子,带着不安的神情,转身向门日望着。 “是警察局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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