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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我的机会本来很多。因为她一旦向我讲述了她过去的那段经历之后,总渴望给我多讲几遍。她总是渴望卸掉过去的包袱,总是觉得有必要解释说明——她一旦沉迷于对这两种渴望的满足,这种满足便成了她空虚生活中的最大享受。从丈夫死的那天起,她在情感上就一直那么空虚,就好像一个破庙的守护人可能会不断地打扫,看管这个神灵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一样。这份责任尽到之后,她便没有其它事情可做了。她做了一件了不起的——或者说是件极糟糕的事,随你怎么说。她做得那么大胆,然而她身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她获得英雄的地位。她的品位,兴趣以及可以想象得出的职业,老实说都属于中等的家庭妇女水平。她不知道如何创造与那个前所未有的冲动相一致的内心世界。

  丈夫死后不久,她的一个堂妹,就是我母亲提到过的那个塞西莉亚·温特也死了。给黑兹尔迪安夫人留下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财产。一两年后,八十年代的纽约不动产业发生的变化使查尔斯·黑兹尔迪安的那些小小产业价值倍增。他留给妻子的财产价值也在二倍,三倍地翻番。几年的寡居生活后,她发现,有了这笔收入,要过上她丈夫曾经卖命要为她创造的奢华生活真是绰绰有余。当一切诱惑的危险过去之后,她再也不会受到任何诱惑的威胁了,这真是对她命运的绝妙讽刺,因为我坚信,她绝不会为了得到这样的奢华供自己享用而再向任何男人伸出哪怕是一根指头,但如果她不是爱财如命,只为金钱本身活着的话,她就会得益于它——它的帮助远远超乎想象——它能给她减轻孤独,填补空虚,排遣心烦意乱的力量。如果不这样,她就越来越活不下去了。

  她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就是为了取悦男人,叫他们痴迷的。然而丈夫却死了,该做的牺牲也完成了。我肯定她一定更愿意把自己封闭在孤独的世界里,大部分的时间以沉思默想,做做日常事务来打发消磨……然而她打算做些什么呢?以前除了她举止优雅外,从来也没有学到其它的谋生手段。除了打牌,聊天,听歌剧外,她再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填补空虚的生活。亲近她的男人中间没有一个敢越雷池一步,超越她曾为我设置的那条友谊的界限。对此我深信不疑。她并没因为要让别人替代亨利·普莱斯特而把他关在门外。一想到这儿,她的脸就变得煞白。但是她问我还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什么?日子总还得过,她郁郁寡欢,已经不可救药了。

  她就这样孤孤单单地过着冷冷清清的生活,她就这样过着远离我们大家的生活。她尽管非常需要我们,内心里忠实于她的那一崇高冲动,然而却无力调整自己的日常行为!因而,自从她不再值得社会谴责的那一刻起,她发现自己就被社会所抛弃,成了一个仅仅以丰盛晚餐而出名的“放荡”的寡妇。

  她所遭遇的种种苦境使我大惑不解。我常常纳闷,在她的一生中,她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周围这些渐渐长大的年轻女人当中,谁也想象不出这位七十年代的漂亮女人的无助、无能。她没有钱,没有工作,似乎只为取悦别人才来到这个世界上,对于自己如何去努力谋生她一窍不通,没有一个能理解这些。只有婚姻才能使这样的女孩摆脱饥饿,要不然除非是偶遇一位老太太要她遛狗或是让她大声朗诵经文给她听。甚至连在扇子上画野玫瑰,给像片涂色变成小画像,或者给幸运的朋友做灯罩,装饰帽子这样一些女性开始独立时常做的零活也从来没有过。令我母亲那代人不可思议的是,得不到财产的女人只有嫁一个丈夫后,才能接受亲戚的资助;而且有了丈夫,她就应该帮他挣钱谋生,这就更加令她不可思议了。过去纽约的这些自给自足的小圈子虽然没有创造过什么财富,却对贫穷厌恶之极,连想都不想一下。

  尽管在肤浅的观察者眼里,她的日常生活似乎与人们对她的评价不符,但这一切都对可怜的利齐·黑兹尔迪安有利。她除了用对丈夫不忠的办法让丈夫平安地度过余生之外,别无他法。但是一旦他死了,使用规行矩步的生活来抵偿背叛丈夫的罪责。她这样做,无需任何回报,只求内心的满足。随着她年事渐高,朋友们天各一方,结婚的结婚,或者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渐渐疏远,她那空荡荡的圈子里补充了一些下等人。在她的客厅里,可以见到愚蠢的男人、普通的男人以及一些很明显是因为无处可去才上她家并希望借她向社会上层爬的男人。她意识到这种不同之处——无论什么时候当我发现新来的客人坐在她的摇椅里,她的眼睛就这样告诉我。然而却从未用语言、手势承认过这一点。她曾经对我说:“你也看得出这儿比过去无聊多了,也许这是我的错。我更清楚如何让老友出来。”又有一天,她对我说:“你在这儿碰到的人都是出于友善而来的。我这么大年纪,其它的什么事也都不在乎了。”她就说了这些。

  她比以前更加频繁地出入剧院,并尽可能地给朋友慷慨的帮助。为了使自己整天忙忙碌碌,她又生出了一些额外的事给自己做,提供一些别人并不需要的帮助,反而使人们感到烦恼。尽管她机智非凡,但却常常陷于一种异常孤独的殷勤状态。在小型的晚餐会上她摆出精美的花朵,端上新奇美味的食物,常常叫我们大吃一惊。客人们的身份越来越低下,而香烟和香模的档次却起来越高,有时候当最后一批无聊的客人纷纷走散,我常常见她坐在一片狼籍之中,周围满是乱扔的烟灰缸和空酒瓶,转身偷眼望着自己在镜中的模样,憔悴的双眼似乎在问:“即使是这样的场景明天还会有吗?”

  我不愿意就此搁笔。最后一次见她的情景更令人满意。我出外远行了一年,回来的那天,我在俱乐部碰到休伯特·韦森。他一副自高自大并且老于世故的样子。他把我拉到一边,脸一下子变得通红,谨慎地回头向四处看了看说。“你见过我们的老朋友黑兹尔迪安夫人了吗?听人说她病了。”

  我正准备接受“听说”这样的措辞,可随后,我想起在我离家出外的这段日子里休伯特结了婚。他这么小心谨慎或许是一个新的进步吧。我赶快到黑兹尔迪安家,令我吃惊的是,在门前的台阶上我碰到了一位天主教教士,他神情严肃地看了看我,鞠了一躬便走出去了。

  我没有想到竟碰到了他,因为我的老朋友从来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起宗教方面的话题。尽管她常对我说,在她小时候,也像许许多多成人那样被温特先生的雄辩口才所深深吸引,但人们猜想她父亲的一生经历早已动摇了她心中早先留下的任何信仰。此时,我一看到她,就立即明白了。她病得厉害,很明显已在弥留之际。在生命的尽头,并不总是善待过她的命运之神,给了她所需要的安慰。是不是她身上遗传下来的朦胧的宗教感情被唤醒了?她是不是想起了父亲在经历了长期漂泊不定的理智和道德生活之后,最终还是在那帮古老的信徒中间找到了安宁?到底是不是这样,我根本无从知晓——或许连她自己都不清楚。

  然而她知道她找到了自己渴求的东西。最后她能谈及查尔斯了,能承认自己的罪过,她应该得到饶恕。纸牌,晚餐,闲谈这些消遣方式都已成为过去。那么老天还会赐给她什么来排遣心中的寂寞?从此之后,她的所有生活内容都在为那每天一个钟头的忏悔和慰藉而做准备。这个仁慈的来客,对她了如指掌。他能给她讲些与查尔斯有关的事情:他在哪儿,他感觉怎么样,如何每日都给他以精心的关注,当一切杂念都被排除之后,她才有希望最终与他会合。教士解释说,天堂之路总是显得很平常。在她日渐衰竭的那几周,我每一次去看她时,见她一次比一次更像一个归心似箭的游子,微笑着等待上帝对她的召唤。房间里似乎再也没有孤独感了,时日也不显得那么难熬。有人已经帮她从她过去曾尝试着读了好几次但总也读不下去的那些书中找出了两三本书(她总是将它们放在床头),书中有来自查尔斯在等待她的那个世界的信息。

  得到了这样的帮助和指引,有一天她去见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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