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时代(72)_伊迪丝·华顿

七二

　　啊——一定是达拉斯来的长途，他被公司派往芝加哥，去谈判他们为一位有见地的年轻富翁修建湖畔宅邸的计划。公司经常派达拉斯执行这类任务。

　　“喂，爸——是的，我是达拉斯，我说——星期三航行一趟你觉得怎样？去毛里塔尼亚，对，就是下周三。我们的顾客想让我先看几个意大利花园再做决定。要我赶紧乘下一班船过去，我必须在6月1日回来——”他的话音突然变成得意的笑声——“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我说爸，我需要你的帮助，你来吧。”

　　达拉斯好像就在屋子里讲话，他的声音那样近，那样真切，仿佛他就懒洋洋地倚在炉边他最喜爱的那张扶手椅里。若不是长途电话已经变得跟电灯和5天横渡大西洋一样司空见惯，这件事准得让阿切尔惊得非同小可。不过这笑声还是让他吓了一跳，他依然感到非常奇妙：隔着这么遥远的疆域——森林、江河、山脉、草原、喧嚣的城市与数百万忙碌的局外人——达拉斯的笑声竟能向他表示：“当然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必须在1号回来。因为我和范妮·博福特要在5号结婚。”

　　耳机里又响起儿子的声音：“考虑考虑？不行，先生。一分钟也不行，你现在就得答应。为什么不？我想问一问。假如你能提出一条理由——不行，这我知道。那就一言为定？因为我料想你明天第一件事就是去摁丘纳德办公室的门铃。还有，你最好订一张到马赛的往返船票。我说爸，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旅行了——以这种方式。啊——太好了！我早知道你会的。”

　　芝加哥那边挂断了，阿切尔站起来，开始在屋里来回踱步。

　　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一起旅行了：孩子说得对。达拉斯婚后他们还会有另外“很多次”一起旅行，父亲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们俩天生地志同道合，而范妮·博福特，不论人们对她有何看法，似乎不可能会干涉父子间的亲密关系。相反，根据他对她的观察，他倒认为她会很自然地被吸引到这种关系中来。然而变化终归是变化，差别依然是差别。尽管他对未来的儿媳颇有好感，但单独跟儿子一起的最后机会对他也很有诱惑力。

　　除了他已失去旅行的习惯这一深层原因之外，他没有任何理由不抓住这次机会。梅一直不爱活动，除非有正当的理由，譬如带孩子们到海边或山里去，否则她想不出还有别的原因要离开39街的家，或者离开纽波特韦兰家他们那舒适的住处。达拉斯取得学位之后，她认为出去旅游6个月是她应尽的职责。全家人到英国。瑞典和意大利作了一次老式的旅行。因为时间有限（谁也不知为什么），他们只得略去了法国，阿切尔还记得，在要求达拉斯考虑布朗峰而不去兰斯与沙特尔时儿子那副激怒的样子。但玛丽和比尔想要爬山，而且在游览英国那些大教堂的路上，他俩早就跟在达拉斯后面打呵欠了。梅对孩子们一贯持公平态度，坚决维持他们运动爱好与艺术爱好之间的平衡。她确实曾提议，让丈夫去巴黎呆上两周，等他们“进行”完瑞士，再到意大利湖畔与他们汇合。但阿切尔拒绝了，“我们要始终在一起，”他说。见他为达拉斯树立了榜样，梅脸上露出了喜色。

　　她去世快两年了，自那以后，他没有理由继续恪守原有的常规了。孩子们曾劝他去旅游，玛丽·奇弗斯坚信，到国外去“看看画展”，肯定对他大有益处。那种治疗方法的神秘性使她愈发相信其功效。然而，阿切尔发觉自已被习惯、回忆以及对新事物的惊惧紧紧束缚住了。

　　此刻，在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看清了自己是多么墨守成规。尽义务最不幸的后果，是使人变得对其他事情明显不适应了。至少这是他那一代男人所持的观点。对与错、诚实与虚伪、高尚与卑鄙，这些界限太分明了，对预料之外的情况不留半点余地。容易受环境压抑的想像力，有时候会突然超越平日的水平，去审视命运漫长曲折的行程。阿切尔呆坐在那儿，感慨着……

　　他成长于其中的那个小小天地——是它的准则压制并束缚了他——现在还剩下了什么呢？他记起浅薄的劳伦斯·莱弗茨就在这屋子里说过的一句嘲讽的预言：“假如世态照这种速度发展，我们的下一代就会与博福特家的杂种结亲。”

　　这正是阿切尔的长子——他一生的骄傲——准备要做的事，而且没有人感到奇怪，没有人有所非难。就连孩子的姑妈詹尼——她看起来还跟她成了大龄青年的时候一模一样——也从粉红的棉絮中取出她母亲的绿宝石与小粒珍珠，用她那双颤抖的手捧着送给了未来的新娘。而范妮·博福特非但没有因为没有收到巴黎珠宝商定做的手饰而露出失望的表情，反而大声称赞其老样式的精美，并说等她戴上之后，会觉得自己像一幅伊萨贝的小画像。

　　范妮·博福特双亲去世以后，于18岁那年在纽约社交界露面，她像30年前奥兰斯卡夫人那样赢得了它的爱。上流社会非但没有不信任她或惧怕她，反而高高兴兴接纳了她。她漂亮、有趣，并且多才多艺：谁还再需要什么呢？没有人那样心胸狭窄，再去翻她父亲的历史和她出身的老账。那些事已经被淡忘了，只有上年纪的人还依稀记得纽约生意场上博福特破产的事件；或者记得他在妻子死后悄悄娶了那位名声不好的范妮·琳，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和一个继承了她的美貌的小女孩离开了这个国家。后来人们听说他到了君士坦丁堡，再后来又去了俄国。十几年以后，美国的旅行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受到了他慷慨热情的款待，他在那儿代理一家保险机构。他和妻子在鼎盛时期在那儿离开了人世。有一天他们的孤女来到了纽约，她受梅·阿切尔的弟媳杰克·韦兰太太的照管，后者的丈夫被指定为姑娘的监护人。这一事实差不多使她与纽兰·阿切尔的孩子们成了表姊妹的关系，所以在宣布达拉斯的订婚消息时没有人感到意外。

　　这事最清楚地说明了世事变化之大。如今人们太忙碌了——忙于改革与“运动”，忙于时新风尚、偶像崇拜与轻浮浅薄——无法再去对四邻八舍的事过分操心。在一个所有的社会微粒都在同一平面上旋转的大万花筒里，某某人过去的历史又算得了什么呢？

　　纽兰·阿切尔从旅馆窗口望着巴黎街头壮观的欢乐景象，他感到自己的心躁动着青春的热情与困惑。

　　他那日益宽松的夹克衫下面那颗心，许久许久没有这样冲动与亢奋过了。因而，随后他觉得胸部有一阵空虚感，太阳穴有些发热。他疑惑地想，当他儿子见到范妮·博福特小姐时，他的心是否也会这样——接着又断定他不会。“他的心跳无疑也会加快，但节奏却不相同，”他沉思道，并回忆起那位年轻人宣布他订婚时泰然自若、相信家人当然会同意的样子。

　　“其区别在于，这些年轻人认为他们理所当然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我们那时几乎总认为得不到才合乎情理。我只是不知道——事前就非常有把握的事，究竟会不会让你的心狂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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