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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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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前他走进客厅时,梅正俯身在火炉上,小心翼翼地摆弄那些木柴,设法让它们在不习惯的干净瓷砖里面烧旺。 高高的落地灯全都点亮了,范德卢顿先生的兰花配置在各式各样的新瓷盆与漂亮的银制容器里,十分引人注目。大家普遍认为,纽兰·阿切尔太太的客厅布置得极为成功。一个镀金的竹制花架挡在通向吊窗的过道上(此处老眼光的人会认为摆一尊米罗的维纳斯青铜雕像更佳),花架上的报春花与瓜叶菊及时更新了。浅色锦缎的沙发与扶手椅巧妙地聚拢在几张漂亮的小台子周围,台子上密密麻麻摆满银制玩具、瓷制小动物,以及花穗镶边的像框。罩着玫瑰形灯伞的高灯耸立其间,宛如棕榈丛中的热带花卉。 “我想埃伦从来没见过这屋子点上灯的情景,”梅说。她停止了操劳,红着脸抬起头来,用可以理解的自豪的目光打量着四周。她支在烟筒一侧的铜火钳咣啷一声倒了下来,淹没了丈夫的回话声,他还没来得及重新支好,就听见通报范德卢顿先生与太太到了。 其他客人紧接着也到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范德卢顿夫妇喜欢准时就餐。屋子里的人眼看就要满了,阿切尔正忙着给塞尔弗里奇·梅里太太看一幅维白克霍文的“绵羊习作”——那是韦兰先生以前送给梅的圣诞礼物——这时他突然发现奥兰斯卡夫人来到他身边。 她脸色格外苍白,这使她的黑发显得特别浓密。也许——或者实际上——是因为她脖子上绕了几串琥珀珠子,使他突然想起了他曾经在孩子们的晚会上与之跳舞的那个小埃伦·明戈特,那时是梅多拉·曼森第一次把她带到纽约。 也许是琥珀珠子与她的肤色格格不入,要么就是她衣服不太匹配:她的脸上显得毫无光泽,甚至可以说很难看,但他却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爱这张脸。他们的手相遇了,他觉得仿佛听见她说:“是啊,明天我们就要乘俄罗斯号起航——”接着他又听见几次毫无意义的开门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只听梅的声音说:“纽兰!宴会已宣布开始了,你不带埃伦进去吗?” 奥兰斯卡夫人把手搭在他的前臂上,他注意到这只手没戴手套,并想起那天晚上同她一起坐在23街那间小客厅里的情景,当时他两只眼睛一直盯着这只手。她脸上的美似乎都躲到搭在他衣袖上的纤纤玉指及带小圆窝的指关节上了。他心里自语道:“即使仅仅为了再看到她的手,我也必须跟随——” 只有在以招待“外宾”的名义举办的宴会上,范德卢顿太太才会屈尊坐在主人的左侧。奥兰斯卡夫人的“外籍”身份被这个告别仪式强调得恰到好处,范德卢顿太太接受换位的态度十分和蔼,使人对她的认同无可置疑。有些非办不可的事,一旦要做,索性就大大方方,痛快淋漓。按钮约的老规矩,围绕一位行将被除名的女眷的家族集会,便属于这样一件事。既然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去欧洲的航程已定,为了显示对她坚定不移的爱心,韦兰家与明戈特家的人上天揽月都在所不辞。阿切尔坐在餐桌首席,惊异地观看着这一默默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活动:由于家庭的这种支持,她的名声得以恢复,对她的怨愤得以平息,她的过去得到默认,她的现在变得光辉灿烂。范德卢顿太太对她隐约露出善意——这在她是最接近热诚的表示了。范德卢顿先生则从梅右首的座位上顺着餐桌频频投来目光,显然是想证明他从斯库特克利夫送来那些康乃馨合情合理。 阿切尔在这个场合显得像个无足轻重的助手。他仿佛正在校形吊灯与天花板之间的一个地方漂浮,惟独不知自己在这些活动中有什么作用。他的目光从一张张营养充足的平静的脸上掠过,他觉得,所有那些全神贯注在梅做的灰背烤鸭上。看似并无恶意的人,是一伙不声不响的阴谋分子,而他与坐在他右首的那位苍白的女子则是他们阴谋的主要目标。这时候,许多隐约零星的眼神连成一片,使他忽然想到,在所有这些人的心目中,他与奥兰斯卡夫人是一对情人,是按“外国”语汇中那种极端意义的情人。他想到,几个月来他一直是无数眼睛悄悄观察、无数耳朵耐心倾听的中心人物。他知道,借助于他尚不清楚的手段,他们终于想出了办法,把他和他的犯罪同伙拆开。现在,整个家族都聚集在他妻子周围,心照不宣地假装啥事也不知,或者啥事也没想过,而这次招待活动仅仅出于梅·阿切尔正常的心愿,亲切地为她的朋友兼表姊送别。 这是纽约“杀人不见血”的老办法;这办法属于那些害怕丑闻甚于疾病的人,那些置体面于勇气之上的人,那些认为除了肇事者本身的行为以外,“出事”是最没教养的表现的人。 这些思绪接踵浮上他的心头,阿切尔感觉自己像个囚犯,被包围在一伙武装分子中间。他打量餐桌四周,从交谈的语气推测到,追捕他的人个个铁面无私,他们正一面吃着佛罗里达的龙须菜,一面谈论博福特和他妻子的问题。“这是做给我看的,”他心想,“我将是什么下场——”一种死到临头的感觉向他袭来:暗示与影射比直截了当的行动更恶毒,沉默比激烈的言辞更凶狠——它们就像家族地下灵堂里一道道的门向他合拢过来。 他放声笑了起来,他的目光遇到了范德卢顿太太投来的惊异目光。 “你认为挺可笑吧?”她脸上一副苦笑说。“可怜的里吉纳想留在纽约,我想这主意当然有它荒唐的一面。”阿切尔喃喃地说:“当然。” 这时候,他意识到奥兰斯卡夫人另一位邻座与他右边这位夫人交谈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同时他也见到端坐于范德卢顿先生与塞尔弗里奇·梅里先生中间的梅,顺着餐桌迅速使了个眼色。很显然,他这位主人与他右边的夫人总不能一顿饭下来一直保持沉默,互不交谈。他转向奥兰斯卡夫人,她以淡然的笑容迎着他,似乎在说:“哦,我们坚持到底吧。” “你觉得旅行很累吧?”他问。他的声音十分自然,让他自己都吃了一惊。她回答说恰好相反,她在旅行中很少感到有什么不适。 “只是火车上太热,你知道,”她又说。他则说,到了她行将奔赴的那个国家,她就不会再受那份罪了。 “有一年4月,”他加强了语气说,“我在加莱至巴黎的火车上,有好几次差点儿给冻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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