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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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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我忠实地履行了我的使命:我陈述了伯爵的观点,说明了他的提议,丝毫没有附加我个人的评论。伯爵夫人十分善意地耐心听了;她真是太好了,竟然接见了我两次。她不带偏见地认真考虑了我讲的全部内容。正是在这两次交谈的过程中我改变了想法,对事情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可否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变化吗?” “只因为看到了她的变化,”里维埃回答说。 “她的变化?这么说你以前就认识她?” 年轻人的脸又红了。“过去在她丈夫家我经常见她。我和奥兰斯基伯爵相识已经多年了。你可以设想,他不会把这样的使命派给一位陌生人吧。” 阿切尔凝视的目光不觉转向办公室空荡荡的墙壁,停在一本挂历上面。挂历顶上是粗眉大眼的美国总统的尊容。这样一场谈话居然发生在他统治下的几百万平方英里的版图之内,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怪事。 “你说改变——是什么样的改变?” “啊,先生,要是我能向你说明就好了!”里维埃停顿了一下又说:“我想,是我以前从未想到过的发现:她是个美国人。而且,假如你是一个她那样的——你们那样的——美国人,那么,在另外某些社会里被认可的东西,或者至少是在一般公平交换中可以容忍的东西,在这里就变得不可思议了,完全不可思议了。假如奥兰斯卡夫人的亲属了解这些事情,那么,他们无疑就会跟她的意见一样,绝对不会同意她回去了;但是,他们好像认为她丈夫既然希望她回去,就说明他强烈地渴望过家庭生活。”里维埃停了停又继续说:“而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阿切尔又回头看了看那位美国总统,然后低头看着他的办公桌,以及桌上散乱的文件。有一会儿功夫,他觉得自己说不出话来了。这当儿他听见里维埃坐的椅子被推到后面,感觉到那年轻人已经站了起来。他又抬头一望,只见他的客人跟他一样地激动。 “谢谢你,”阿切尔仅仅说。 “我没什么可谢的,先生。倒是我,更应——”里维埃突然住了口,好像讲话也变得困难了。“不过我还想——补充一件事,”随后他以镇定下来的声音说:“你刚才问我是否受雇于奥兰斯基伯爵。眼下我是受雇于他。几个月前,由于个人需要的原因——那种任何一个要供养家中病人和老人的人都会有的原因——我回到了他的身边。不过从我决定到这儿来给你说这些事的那一刻起,我认为自己已经被解雇了。我回去之后就这样告诉他,并向他说明理由。就这样吧,先生。” 里维埃先生鞠了个躬,向后退了一步。 “谢谢你,”阿切尔又说了一遍,这时,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 26 每年到了10月15日这一天,第五大街便打开百叶窗,铺开地毯,挂起三层的窗帘。 到11月1日,这种家政仪式便告结束,社交界已开始审时度势,并进行自我评估。到15日这天,社交季节便进入鼎盛时期,歌剧院与剧场推出新的精彩剧目,宴会预约与日俱增,各式舞会也在择定时日。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阿切尔太太总是要评论说:纽约真是今非昔比了。 她站在一个非参与者超然的立场上观察上流社会,在杰克逊先生与索菲小姐的帮助下,能够发现它表面的每一点假疵,以及社交界井然有序的植物中冒出来的所有陌生的萎草。在阿切尔的少年时代,一年一度等着听母亲的评判,听她列举他粗心漏过的那些细微的衰败迹象,曾经是他的一件乐事。在阿切尔太太的心目中,纽约不变则已,一变总是每况愈下,而索菲·杰克逊小姐也衷心赞同这一观点。 饱经世故的西勒顿·杰克逊先生总是保留自己的看法,以一种不偏不倚的调侃态度倾听二位女士的哀叹。然而就连他也从不否认纽约已经变了。在纽兰·阿切尔婚后第二年的冬天,他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如果说纽约尚没有实际的变化,那么,它肯定已经开始在变了。 这些观点照例是在阿切尔太太的感恩节宴会上提出来的。这一天,当她按法定的要求为一年的祝福谢恩时,她总是习惯地对自己的处境进行一番虽算不上痛苦、却很悲伤的审视,并且想不出有什么事情值得感谢。不管怎么说,上流社会已没有上流社会的样子了;上流社会——如果说还存在的话——反而成了一种招圣经诅咒的光景。实际上,当阿什莫尔牧师选取耶利米书的一篇作为感恩节训导辞时,人人都明白他的意图是什么。阿什莫尔是圣马修教堂新任教区牧师,他被选出来任职是因为他思想“先进”:他的布道辞被认为思想大胆、语言新颖。当他怒斥上流社会的痼疾时,总是说起它的“潮流”。对阿切尔太太来说,感觉自己属于一个像潮水般流动的群体,既令人可怕,却又有些诱人。 “阿什莫尔牧师的话无疑是对的:的确,有一股明显的潮流,”她说,仿佛它像房子上的裂缝,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可仍然在感恩节这天宣扬它,真有些奇怪,”杰克逊小姐发表意见说。女主人冷冰冰地说:“唔,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对剩下的东西表示感激。” 阿切尔过去对母亲一年一度的预言常常付之一笑,可今年听了列举的那些变化,连他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潮流”是显而易见的。 “就说穿着上的奢侈吧——”杰克逊小姐开始了。“西勒顿带我去看了首场歌剧,说真的,只有詹尼·梅里那身衣服还能看出是跟去年一样的,不过连这身衣服也把前片的镶条给改过了。可我知道她仅仅二年前才从沃思订购的,因为我的女裁缝常到那儿去,把她的巴黎服装改过再穿。” “唉,詹尼·梅里跟我们还是同一代人呢,”阿切尔太太叹口气说。这年头,女士们一走出海关就到处炫耀她们的巴黎服装,而不像她这一代人那样,先把衣服锁在衣柜里压一压。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仿佛并不是件令人羡慕的事。 “是啊,像她这样的人为数不多。在我年轻的时候,”杰克逊小姐应声说,“穿最新的时装被认为很粗俗。阿米·西勒顿一直对我说,波士顿的规矩是把自己的巴黎服装先搁置两年再穿。老巴克斯特·彭尼洛太太是个事事都出手大方的人,她过去每年进口12套,两身丝绒的,两身缎子的,两身丝绸的,另外6套是府绸和开司米精品,那属于长期订购。由于她去世前生了两年病,人们发现有48套沃思衣服压根没从纱纸包中取出来过。她的女儿们停止服丧后,在交响音乐会上穿上第一批,一点儿也不显得超前。” “唉,波士顿比纽约保守。不过我总觉得,女士们将巴黎服装搁置一季再穿,这规矩就很稳妥,”阿切尔太太退让地说。 “是博福特开的新风,让他妻子刚一回到家就穿新衣服。我得说,有时候,这可让里吉纳煞费苦心了——为了不像……不像……”杰克逊小姐向桌子周围打量了一下,瞥见詹尼正瞪大了眼睛,于是令人费解地咕哝着支吾过去。 “不像她的竞争者,”西勒顿·杰克逊先生说,那神气像是在讲一句至理名言。 “哦——”女士们喃喃地说。阿切尔太太部分原因是要把女儿的注意力从不宜的话题上转移开,又补充说:“可怜的里吉纳!恐怕她在感恩节从来没有开心过。你听说有关博福特投机生意的传言了吗,西勒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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