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时代(41)_伊迪丝·华顿

四一

　　他早逝的父亲原是个职位低下的外交官，本打算要他子承父业，但对文学的痴迷却使这位年轻人投身于新闻界，继而又献身创作（显然没有成功），最后——经历了他对听者省略掉的其他尝试与变故——他当上了在瑞士教英国少年的家庭教师。但在此之前，他多年住在巴黎，经常出没于龚古尔的阁楼，莫泊桑曾建议他不要再尝试写作（阿切尔觉得这也异常荣耀了），他还多次在他母亲家与梅里美交谈。他显然一直极端贫困，忧患重重（因为要供养母亲和未嫁的妹妹），而且他的文学抱负显然也已成泡影。老实说，他的处境看来并不比内德·温塞特更光明；然而正如他说的，在他生活的世界里，没有哪个爱思想的人精神上会感到饥饿。可怜的温塞特正是为了这种爱好快要饿死了，阿切尔也如临其境地怀着羡慕之心看着这个热情洋溢的穷青年，他在贫困中活得是那样富足。

　　“您知道，先生，为了保持心智的自由，不使自己的鉴赏力和批判个性受压抑，是可以不惜代价的，对吗？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才离开了新闻界，干起了更枯燥的差事：家庭教师和私人秘书。这种工作当然非常单调辛苦，但却可以保持精神上的自由——在法语里我们叫做‘自重’。当你听到高雅的谈论时，你可以参加进去，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必折衷；或者只是倾听，在心里默默抗辩。啊——高雅的言论——那真是无与伦比啊，对吗？精神食粮才是我们的惟一需要。所以我从不为放弃外交和新闻而后悔——那只是放弃自我的两种不同形式罢了。”当阿切尔点燃又一支烟时，里维埃目光炯炯地盯着他说：“您瞧，先生，为了能够正视生活，即使住在阁楼也值得，对吗？可话又说回来，毕竟你要挣钱付阁楼的房租；我承认干一辈子私人教师——或者别的‘私人’什么——几乎跟在布加勒斯特做二等秘书一样令人寒心。有时候，我觉得必须去冒险：去冒大险。比如，在美国，你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呢——在纽约？”

　　阿切尔用惊讶的目光望着他。纽约，一个经常与龚古尔兄弟和福楼拜见面、并认为只有精神生活才是真正生活的年轻人要去纽约！他继续困惑地盯着里维埃先生，不知该如何告诉他，他的这些优势与擅长肯定会成为他成功的障碍。

　　“纽约——纽约——可一定得是纽约吗？”阿切尔结结巴巴地说，他根本想不出他生活的城市能给一个视高雅谈论为惟一需要的年轻人提供什么赚钱机会。

　　里维埃先生灰黄的脸上突然泛起一片红润。“我——我想那是你所在的大城市：那儿的精神生活不是更活跃吗？”他答道。然后，仿佛害怕给听者留下求助的印象似的，他急忙接着说：“只不过随便说说而已——主要是自己的想法。实际上，我并不是着眼于眼前——”他站起来，毫无拘束地补充说：“不过卡弗莱太太会觉得我该把你带到楼上去了。”

　　回家的路上，阿切尔深深思考着这段插曲，和里维埃先生的交谈有如给他的双肺注入了新鲜空气。他最初的冲动是第二天邀请他吃饭；不过他已经渐渐明白，已婚男人为什么不总能够立即顺从自己最初的冲动。

　　“那个年轻教师很有趣：饭后我们围绕书和一些问题谈得很投机，”他在马车里试探地说。

　　梅从梦境般的沉默中苏醒过来。6个月前他面对这种沉默会浮想联翩，但婚后这段生活使他掌握了它的秘诀。

　　“你说那个小法国人？他不是很普通的吗？”她漠然答道；他猜想她心中正暗自感到失望，因为在伦敦被邀请去见一个牧师和一个法国教师而失望。这种失望并非缘于通常称为势利的那种感情，而是出自老纽约的一种意识——当尊严在国外受到威胁时的反应。假如让梅的父母在第五大街款待卡弗莱一家，他们会引荐比牧师和家庭教师更有分量的人物。

　　但阿切尔心中不快，便跟她对上了。

　　“普通——他哪里普通？”他质问道。而她的回答也格外麻利：“怎么啦，处处都很普通，除了在他的教室里。这些人在社交界总是很尴尬。不过，”她为了缓和空气又补充说，“他如果聪明一点的话，我想我就不会知道了。”

　　阿切尔对她用“普通”一词感到反感，对她用“聪明”一词几乎是同样反感。不过他开始害怕去细想她身上那些令他反感的东西。毕竟，她的观点向来是一成不变的，与他成长过程中接触的人完全一致。以前他总认为这种观点是必然的，但却无关紧要。直到几个月之前，他还不曾认识一位对生活持有不同观点的“好”女人；男人一结婚，就必然遇上好女人。

　　“啊——既然这样，我就不请他吃饭了！”他笑着下结论说。梅大惑不解地答道：“我的天——请卡弗莱家的家庭教师吃饭？”

　　“唔，不是与卡弗莱姐妹在同一天。如果你不愿意，就算了。但我确实很想再和他谈谈，他正打算到纽约找份工作。”

　　她益发吃惊也益发冷淡：他几乎认为她在怀疑他沾染了“异国情调”。

　　“在纽约找工作？什么样的工作？人们不需要法语教师，他想干什么呢？”

　　“我想，首先是能享受高雅的交谈，”丈夫故意作对地回嘴说。她爆发出一阵赞赏的笑声。“哎哟，纽兰，真有趣！这不是太法国化了吗？”

　　总的说来，梅拒绝认真考虑他邀请里维埃先生吃饭的要求而使事情这样了结，他感到高兴。否则，再在饭后谈一次，就很难不说到纽约的问题了。阿切尔越想越觉得难以使里维埃先生与他熟悉的纽约社会的任何一个画面相调和。

　　一阵寒心的直觉使他认识到，将来的许多问题都会这样子给他否决。然而，当他支付了车费，尾随妻子长长的裙据走进屋里时，他又从一句令人宽慰的俗语中寻得了慰藉：前6个月是婚姻生活中最艰难的时期。“在这之后，我想我们差不多会把彼此的棱角完全磨去的，”他心里想。但糟糕的是，梅的压力正对准了他最想保留的那些棱角。

　　21

　　一小片葱绿的草坪平缓地延伸到波光潋滟的大海边。

　　鲜红的天竺葵和锦紫苏镶在草坪的边缘，漆成巧克力色的铸铁花瓶间隔地摆在通向大海的蜿蜒小路上，整齐的砾石路上空是一个个牵牛花与盾叶大竺葵绕成的花环。

　　在悬崖边到方形木屋中途（木屋也被漆成巧克力色，游廊的锡顶是黄棕色相间的条纹，相当于凉棚），背靠灌木丛安置了两个很大的箭靶，草坪的另一端，面对箭靶搭了个真帐篷，四周是长凳和庭院坐椅。一群身着夏装的女士和穿灰色长礼服、戴高礼帽的绅士或站在草坪上，或坐在长凳上；不时有一位穿浆棉布衣服的窈窕淑女执弓走出帐篷，朝其中的一个箭靶射出一箭，看客们则中断交谈，观看结果如何。

　　纽兰·阿切尔站在木屋的游廊上，好奇地俯视这一场面。在漆得锃亮的台阶两侧，一边一个硕大的蓝瓷花盆，摆放在鲜黄的瓷座上。每个花盆里都种满带穗的绿色植物。游廊底下是宽宽的一排蓝绣球花，边缘处是密密麻麻的红色天竺葵。在他身后，透过那些起居室的双扇落地玻璃门上随风摇曳的花边门帘，可以窥见玻璃般平滑的木纹地板。地板上像岛屿般分布着上光印花棉布蒲团和矮脚扶手椅，铺着天鹅绒的桌面上摆满了盛在银器里的甜点。

　　纽波特射箭俱乐部总是把8月份的赛会安排在博福特家。迄今为止，除了槌球，还没有哪项运动可与之抗衡的射箭运动，正由于人们对网球的喜爱而逐渐被淘汰。但网球运动仍被认为粗俗不雅，不适于社交场合。作为展示漂亮衣服和优雅姿态的机会，射箭仍固守着它的阵地。

　　阿切尔好奇地俯视着这熟悉的景观。令他惊异的是，当他对生活的反应发生如此彻底的改变之后，生活竟然还在沿着老路延续。是纽波特使他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变化的程度。去年冬天，他和梅在纽约那所带弓形窗和庞贝式门厅的黄绿色新房里安顿下来后，就如释重负地重新过起了事务所的常规生活。日常活动的恢复像链环般把他与过去的自我联系起来。随后还发生了一连串令人兴奋的快事：首先是为梅的马车选了一匹引人注目的灰色骏马（马车是韦兰家送给他们的），其次是搬进永久的住处；另外，他还不顾家人的怀疑与不满，按自己梦寐以求的方式孜孜不倦地用黑色压纹纸、东湖书橱、“纯正”扶手椅和桌子布置了他的新图书室。在“世纪”，他又见到了温塞特，在“纽约人”，找到了跟他同类的时髦青年；他将一部分时间献身于法律，一部分用于外出吃饭或在家招待客人，偶尔还抽个晚上去听歌剧或看戏。他的生活看来依然相当实际，当然也相当本分。

　　然而纽波特意味着摆脱了一切责任而完全进入了度假气氛。阿切尔曾劝说梅去缅因海岸一个遥远的小岛上度夏天（那去处恰如其分地叫做荒山），有几个大胆的波士顿人和费城人曾经在那儿的“土著”村里野营，报道了那里迷人的风光与深水密林间类似捕兽人的野生生活方式。

　　然而韦兰一家一贯是去纽波特过夏天，他们在峭壁上拥有自己的一个小方屋。他们的女婿提不出任何正当理由说明他和梅为什么不与他们同往。正像韦兰太太相当尖刻地提醒的，对梅来说，如果条件不允许她穿，那么就犯不着在巴黎疲劳不堪地试穿那些夏装。像这一类的论点，阿切尔目前还没有办法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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