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时代(27)_伊迪丝·华顿

二七

　　阿切尔早就知道温塞特有妻子和孩子，但从未见过他们。他们两人一向在“世纪”见面，或者在一个记者与戏剧界人士常到的地方，像温塞特刚才提议去喝啤酒的那个餐馆。他给阿切尔的印象是他妻子有病，那位可怜的夫人也许真的有病，但这也许仅仅表示她缺乏社交才能或夜礼服，或者两者都缺。温塞特本人对社交礼仪深恶痛绝，阿切尔穿夜礼服是因为觉得这样更干净更舒服，而且他从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干净和舒服在不宽裕的生活开销中是两项昂贵的开支。他认为温塞特的态度属于那种“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的装腔作势，他们这种态度总使得那些上流社会的人——他们换衣服不声不响，并且不老是把仆人的数目挂在嘴上——显得特别纯朴自然。尽管如此，温塞特却总能够让阿切尔受到振奋，每当见到这位记者那张瘦削的长满胡须的脸和那双忧郁的眼睛，他便把他从角落里拉出来，带他到别处进行长谈。

　　温塞特做记者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他是个纯文学家，却生不逢时，来到一个不需要文学的世界上；他出版了一卷短小优美的文学鉴赏集之后——此书卖出120本，赠送了30本，其余被出版商（按合同）销毁，以便为更适销的东西让位——便放弃了自己的初衷，担任了一份妇女周报的助理编辑，该报交替发表时装样片。裁剪纸样与新英格兰爱情故事和不含酒精的饮料的广告。

　　关于“炉火”（报纸的名称）这个话题，他有着无穷无尽的妙论。然而在他调侃的背后却隐含着那种努力过并放弃了的年轻人无奈的苦涩。他的谈话总会让阿切尔去估量自己的生活，并感到它包含的内容是多么贫乏，不过温塞特的生活毕竟包含得更少。虽然知识爱好的共同基础使他们的交谈引人入胜，但他们之间思想观点的交流通常却局限于浅尝辄止的可怜范围内。

　　“事实上，我们两人生活都不太惬意，”温塞特有一次说。“我是彻底完了，没有办法补救了。我只会生产一种商品，这里却没有它的市场，我有生之年也不会有了。而你却自由并且富有，你干吗不去发挥你的才能呢？惟一一条路是参与政治。”

　　阿切尔把头向后一甩，哈哈大笑。在这一瞬之间，人们看清了温塞特这种人与别人——阿切尔那种人之间不可弥合的差别。上流社会圈子里人人都知道，在美国，“绅士是不从政”的。但是，因为他很难照直向温塞特说明，所以便含糊其辞地回答说：“看看美国政界正派人的遭遇吧！他们不需要我们。”

　　“‘他们’是指谁？你们干吗不团结起来，也加入‘他们’当中呢？”

　　阿切尔的笑声到了嘴边又变成略显屈尊的微笑。再讨论下去是白费时间：人人都了解那几位拿自己的家庭清白到纽约市或纽约州政界冒险的绅士的伤心命运。时代不同了，国家掌握在老板和移民手中，正派人只得退居体育运动和文化活动——那种情况再也不可能了。

　　“文化！不错——我们要是有文化就好了！这里只有几片分散的小片田地，由于缺乏——唔，缺乏耕耘与异花受精而凋零、死亡：这就是你们的先辈带来的欧洲古老传统的残余。但你们处于可怜的少数：没有中心，没有竞争，没有观众。你们就像荒宅里墙壁上的画像——‘绅士的画像’。你们永远成不了气候，任何人都不能，除非挽起袖子，到泥水里摸爬滚打，只有这样，不然就出国做移民……上帝啊！假如我能移民……”

　　阿切尔暗自耸了耸肩膀，把话题转回到读书上。这方面，如果说温塞特也让人捉摸不透，但他的见解却总是很有趣。移民！好像绅士们还会抛弃自己的家园！谁也不会那样做，就像不可能挽起袖子到泥水里摸爬滚打。绅士们索性就呆在家中自暴自弃。可你无法让温塞特这样的人明白这一点，所以说，拥有文学俱乐部和异国风味餐馆的纽约社会，虽然初次振动一下可以使它变得像个万花筒，但到头来，它不过只是个小匣子，其图案比第五大街各种成分汇合在一起更显单调。

　　第二天早晨，阿切尔跑遍市区，却没有买到更多的黄玫瑰。搜索的结果使他到事务所迟到了。他发觉这样做对任何人都没有丝毫影响。有感于自己生命的毫无意义，心中顿然充满了烦恼。这个时候他为何不与梅·韦兰一起在圣奥古斯丁的沙滩上呢？他那职业热情的借口谁也骗不了。像莱特布赖先生领导的这种法律事务所，主要从事大宗财产与“稳健”投资的管理，在这类老式的事务所里面总有那么两三个年轻人，他们家境富足，事业上没有抱负，每天花几小时坐在办公桌后面处理些琐事，或者干脆读报纸。虽然人人都认为自己应该有个职业，但赤裸裸地挣钱依然被看作有伤体面，而法律作为一种职业，被视为比经商更有身份的工作。然而这些年轻人没有一个有望在职业上有所成就，而且他们谁也没有这种迫切的欲望。在他们许多人身上，一种新型的敷衍塞责的习气已经相当明显地蔓延起来。

　　阿切尔想到这种习气也会蔓延到自己身上，心中不禁不寒而栗。当然，他还有其他的趣味与爱好。他经常到欧洲度假旅行，结识了梅所说的“聪明人”，并且正像他怀着思念之情对奥兰斯卡夫人所说的，他尽力在总体上“跟上形势”。然而，一旦结了婚，他实际经历的这种狭小生活范围会有什么变化呢？他已经见过好多跟他怀有同样梦想的年轻人——虽然他们热情可能不如他高——逐渐陷进了他们长辈们那种平静舒适的生活常规。

　　他让信差从事务所给奥兰斯卡夫人送去一封便函，询问可否在下午前去拜访，并请求她将回信送到他的俱乐部。但到了俱乐部，他什么也没见到，第二天也没接到回信。这一意外的沉默使他羞愧难当。翌日上午虽然他在一家花商的橱窗里见到一束灿烂的黄玫瑰，也未去问津。直到第三日上午，他才收到奥兰斯卡伯爵夫人邮来的一封短信，令他惊讶的是，信是从斯库特克利夫寄来的，范德卢顿夫妇把公爵送上船后立即返回那儿去了。

　　“在剧院见到你的第二天，我逃跑了，”写信者突兀地开头道（没有通常的开场白），“是这些好心的朋友收留了我。我需要安静下来，好好想一想。你曾说他们对我有多好，你说得很对。我觉得自己在这里很安全。我多盼望你能跟我们在一起呀。”她在结尾用了惯常的“谨启”二字，没有提及她回来的日期。

　　信中的口气让年轻人颇感惊讶。奥兰斯卡夫人要逃避什么呢？她为什么需要安全感？他首先想到的是来自国外的某种阴险的威胁，接着又琢磨，自己并不了解她写信的风格，也许这属于生动的夸张。女人总是爱夸张的，而且，她对英语还不能完全运用自如，讲的话时常像是刚从法语翻译过来似的。从法语的角度看，第一句话让人直接想到她可能仅仅想躲避一次讨厌的约会，事情很可能就是这样，因为他认为她很任性，很容易对一时的快乐发生厌倦。

　　想到范德卢顿夫妇把她带到斯库特克利夫进行二次拜访，且这一次没有期限，阿切尔觉得很有趣。斯库特克利夫别墅的大门是难得对客人开放的，获此殊荣的少数人所得到的也往往是令人寒心的周末。不过阿切尔上次去巴黎时曾看过拉比什①美妙的喜剧《贝利松先生的旅程》，他还记得贝利松先生对他从冰河中拉出来的那个年轻人那种百折不挠的依恋。范德卢顿夫妇从犹如冰川的厄运中救出了奥兰斯卡夫人，尽管对她的好感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但阿切尔明白，在那些原因背后是继续挽救她的高尚而顽强的决心。

　　①E.M.拉比什（1815—1888），法国喜剧家。

　　得知她走了的消息，他明显地感到很失望，并且几乎立即就想起，前一天他刚拒绝了里吉·奇弗斯夫妇邀请的事。他们请他到他们哈德逊的住宅度过下个周日，那地方就在斯库特克利夫以南几英里处。

　　很久以前他已尽情享受过海班克那种喧闹友好的聚会，还有沿岸旅行、划冰船、坐雪橇。雪中长途步行等等，并饱尝了适度调情与更适度的恶作剧的大致滋味。他刚刚收到伦敦书商寄来的一箱新书，憧憬着与他的宝物度过一个安静的周日。而现在他却走进了俱乐部的写字间，匆忙写了一封电报，命令仆人立即发出。他知道，里吉太太并不反对她的客人们突然改变主意，而且，在她那富有弹性的住宅里永远能腾出一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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